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与《史学原论》
    朗格诺瓦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主任；瑟诺博司是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年青时留学德国，学习史学。朗格诺瓦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只有与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史学原论》一书于1897年8月在巴黎出版。1926年李思纯的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科学，在从事某项历史工作时，首先是要搜集材料，然后，对其进行外形鉴定或称之为外考证。对于此项工作，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他们认为：“校仇考证鉴定之学，在平常众人于卑近肤浅之标准中，每为人所轻视。反之偶有一二人，对于此事又极端颂美之。然在此逾量之推崇，与逾量之轻藐二者间，自有一公平之准度存焉。”这种态度就是一对于认为外形鉴定是“劳精敝神琐屑细碎之分析工夫，加以怜悯及嘲笑，诚不值一噱。”这项工作之重要，可以概括地说，考证是历史研究“必需之事”，但也不可夸大外考证的作用。
    此外，内考证也相当重要。内考证就是对史料作者所记载内容真实性的鉴定。此鉴定工作之目的“乃欲对于一史料，发现其以何缘而被主认为真实。目前之史，仅为一长久工作之最后结果，其中详情细节，则其史料著作者未尝以告吾人也。彼曾考察收集其事实，且也构造辞句，写成文字。此等工作，与他人彼此之间，完全别异，然又非能完全成为准确也。于此则对于著作者劳力之结果，加以分析，辨别其工作之或未能完成，则反对其结果，乃必需之事。分析之为物，乃鉴定工作中所必需者。一切鉴定之起始，皆为分析。”这个工作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分析史料内容所含，是为积极的命意释义鉴定，为人史料著作者之命意所必需。”二是“分析史料当制成时之状况，是为消极鉴定，用以证真著作者之所传述。”（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关于内容的鉴定，有两条“普通规律”一是“科学的真实，非由彼保证之辞而建立。吾人欲承认一种例证，必须由特殊之理论推断而信其为真实，在或种方式中，吾人固可遇见，若干史料著作家之所纪载，实为充分可信，但此事吾人不能预知也。于此设为规律，吾人必须将其离立之每一项纪载逐个加以考验，用以决吾人能组成充足理论以信仰之与否。”二是“史料鉴定，不可囫囵整块为之。法当分析史料与其质素，用以离立其所含有之各个记载，且更分别考验之。有时一单独之句，含有数项之记载事物，必须逐一分离而鉴定之。”（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例如：一桩买卖，我们必须辨识其日期、地址、卖者、买者、与其所买之物，价值及其一切情形之各条件。
    历史学为一主观之科学，单个的历史事实是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形态，它是否真实，要看它是否符合我们整个理论的要求，因此，这是史料的性质所决定的，“故历史之为学，终不免为一种主观之科学。吾人若以分析真实对象之真实分析方法，推之于主观印象内心分析之学，实为不当于理。”（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故知历史之学，须严禁其仿效生物学所用之科学方法。”同时也因为历史这种“单独特件事实”之故，所以历史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科学”。
    “历史之为学，非观察之科学，而推理之科学也。”（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关于历史学的用途：“惟历史之主要用处，乃以其为一种知识文化之工具，于此其道有数端：第一，即实际使用历史方法之研究，其原则已叙述于本书中。此等方法，最足以强健人之心理能力，而矫正一切轻信之习惯。其次，历史陈列各种殊异之社会于吾人之前，使吾人了解及承认其风俗习尚之变迁，并示吾人以一切社会皆常变化，使吾人狎熟于一切社会形式之变动，而将吾人畏惧变更之传染病，治疗痊愈。最后，对于过去一切进化之默默加考察，使吾人能了解一切人类变迁，皆由惯习革易与世系更新而成。凡人类进化，决非与动物进化为同一原因所产生，故历史之学，更能使吾人获免于适用地一切生物学之类同定律（自然选择，生存竞争，遗传习惯之类），以说明人类社会之进化。”（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