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原论》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台湾学者杜维运认为陈韬所译伯伦汉之《史学方法论》和李思纯所译朗格诺瓦、瑟诺 博司的《史学原论》“译文都颇似天书”。（注：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328页。）而陈韬所译伯氏之书，杜维运据姚从吾生前所告，“陈氏可能根据日译本翻译”。（注：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334页，注56。）梁启超所受伯伦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据与梁启超同时的李宗侗回忆：“中国史学方法论第一部书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先生到欧洲去的时候，我恰好住在巴黎，他请了很多留法学生给他讲述各门的学问，恐怕史学方法论亦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另补充上很多中国的材料，但其原则仍不免受外国人的影响。（注：《二十世纪之科学》第九辑《人文科学之部》“史学”之前言，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1页。）又据杜维运先生所说：“笔者撰写《史学方法论》一书期间，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郎、瑟二氏的《史学原论》细作比较，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郎、瑟二氏。”（注：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附录三，第339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6页：“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即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入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沉。”
    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第17页：“史学家凭藉史料进行其工作。史料是以往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下的痕迹。然而在这类思想与行为之中，极少留下清晰可见的痕迹，且易遭遇意外而澌灭。举凡未曾留下清晰痕迹的一切思想与行为，或其痕迹约已消失无踪了，则历史即从记载，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人类过去重大时期的历史，由于史料缺乏，永不可知晓。所以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注：此为杜氏据英文所译本，李思纯之中文译本，见正文第1页，可资参考。）比较两段引文，前者所受后者之影响，卓然可见。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德国朋汉姆（按指伯伦汉）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哲学说之大成也。法国朗格罗亚、塞诺波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采取最新学说之精华也。一重承先，一重启后，然其有功于史法之研究也，则初无二致。吾国先哲讨论史法之文学，亦何尝不森然满目？然今日之能以新法综合而整齐之者，尚未有其人耳。”（注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在《通史新义》中，“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朗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
    何炳松又说：“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上之历史研究法》（Ch Seignobos: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 aux Sciencce Socials） 一书。著作虽略有疏通证明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注：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上海书店据商务1930年本影印，第19页。）而《应用于社会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实为《史学原论》一书之“撮要节本”。（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译者弁言。）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标举了史语所的三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又在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的信中，说：“敝所设置之意 ，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 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 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注：《近代史资料》总91号，第137页。）主张 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这个思想是受西方实证史学影响的。傅早年留学英国和德国，在 柏林大学选修历史语言学课程，柏林大学是兰克史学的重镇，而兰克史学又是欧洲近代 史学的代表。傅回国后的一系列主张，显然受到了其影响。而且，我们发现，其“将历 史学建设地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主张，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有 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原话则是“历史学之于此，正与地质学古生物化石学同一立足点。 ”（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第101～102页，第116～11 7页，第176页，第281页，第284页，第209页。）傅斯年的表述，既有吸收，也有误读。 （注：详见拙文：《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史林》2002年1期。）虽 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密切的，而且前者出于后者，也是不容置疑的。
    1932年，李璜曾出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包括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历史学方法概论、欧洲文化史导言、历史教学法旨趣等，共四篇，是李氏1924年到26年间在各大学的演讲稿，主要介绍瑟诺博司之说。（注：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319页，附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