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对瑟诺博司关于默证法的介绍，杨鸿烈《史学通论》、《历史研究法》对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两书的引用和介绍。在《史学通论》中，在论及史学的功用时，杨鸿烈的观点显然受到《史学原论》的影响，并加以发挥。比如，杨氏认为史学可以使我们不要养成轻信的习惯，可以将我们畏惧改革的传染病治疗得好，使人们明白社会进化的原理等，（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13～137页。）这些论述都可以在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中找到类似的说法，说明杨氏所受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陆懋德《史学方法论》自序说：“近时欧美各邦人士，本其科学方法，以治史学，故其成绩往往过于吾国。至于德人柏尔亥谟氏（按指伯伦汉）及法人塞奴朴氏（按指瑟诺博司）之言史法，其精密尤非吾国前人所及。此外英美学者亦多采取其说以著书，故西方专言史法之作，多能胪列条文，与人以便利。夫举艰深之理，而示以坦易之途，此固科学之尚，而为吾人之所求者也。余昔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均曾主讲史学方法，每于援引吾国旧说之外，多采取西人名誉，以为补助。盖学问之道，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而已。”（注：陆懋德：《史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1980年校印本。）
    “至1889年，德人E.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出版，于是历史方法之书，始成为学界之威权。至1897年，法人Ch.Langlois及Ch.Seignbos之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出版，于是历史方法之书，始有简明的教本。 近年欧美各国关于历史方法之著作日多，而大抵均奉此二书为指归。大约后人之说虽多 ，而其基本法则，仍不外乎此二种著作。”（注：陆懋德：《史学方法论》，第12页。）高度评价了伯伦汉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人的著作和方法，而且通观陆氏《史学方法论》一书，其对伯伦汉和朗、瑟二氏之书，征引之处，随处可见，其论考证的章节，简直就是直接的移用。足见，这两部书对中国史学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学科化建设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提供了有益的回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实证史学进一步确立了现代史学有关历史进化的观念。无论是巴克尔的文明史、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还是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都对历史的进化观念进行了强调，并切实论证了历史的进化过程以及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不仅确立了进化论的观念，而且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变迁，与庸俗进化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有了辩证的更进一步深入的认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
    第二，完整的文献批评的方法和手段。西方史学家以自然科学观念为基础，以内考证和外考证为中心的文献批评的方法和手段趋于科学化，对包括文献的来源、作者、版本、内容、事实等方面的考证方法，对中国史学界均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中国是一个有考据传统的国家，西方的实证史学观念与传统考据学特别是乾嘉史学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20世纪前半期波澜壮观的新历史考证学思潮。
    第三，对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为历史学的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发展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主观性与客观性、考证与解释、综合与分析、历史的叙述以及对历史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对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均有深入系统地探讨，为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现成的答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