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产继承上，有遗嘱按遗嘱执行，若无遗嘱还可以协商继承。《户律》云：
    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1]（P178,179）
    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假母，及主母、假母欲分孽子、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
    人死之后，包括其祖父母、父母、子（这里的“子”是子男、子女的统称）、兄弟、侄子在内的家人经协商，欲分割其奴婢、畜产和其他动产者，官吏要予以登记。至于土地，因是不动产，是国家授予的，分割之后要单独立户，也允许协商分割立户。律文中的“诸后”就是指有权继承死者土地的继承人，和法定继承制的依法所置之“后”有所不同。法定继承之“后”只能是一个人，其继承权的大小均决定于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协商问题。
    财产继承的基本原则是诸子均分。上述爵位的不均等继承制度本身已包含了一定范围内的均等继承，《傅律》在规定爵位不均等继承的同时，也规定了部分的均等继承制，律文的“它子”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次后子”所继承的爵级虽然低于“后子”和“准后子”，但彼此之间所继承的爵级是相同的，这可以说是有限的平均继承制。至于单纯的财产继承则是诸子均分。吕后时，陆贾以“病免，以好峙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值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3]（《陆贾传》）按汉初标准，中民之产是10金，200金是大地主的财产了。（注：《汉书》卷4《文帝纪》文帝云“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陆贾给予其子各200金的财富，他们的义务就是轮流供应其消费。陆贾此举是为了躲避诸吕专权可能带来的政治危险，向吕氏表明自己无意于朝中的政治纷争而一意于声色犬马，但是，他与诸子的约定则反映了财产继承的一般原则，即诸子均分和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这可以说是一份非正式的口头“先令”。（注：诸子均分是汉代财产继承的基本原则，在两汉书及其他文献资料多有记载。如《后汉书》第76卷《循吏传》云许荆“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这是一则沽名钓誉的故事。许武沽名钓誉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的“义”和“道”是平分家产。许武身为长子，虽然把家产一分为三，但“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违背了均分的原则，所以才有“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的事情发生。汉代如此，以后历朝皆然。对此，时贤曾有论述。参见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版。）
    将财产的平均继承和爵位的降级继承结合起来，对汉代军功地主阶层的变迁不难有新的认识。西汉立国，完全继承了秦朝的二十等爵制，按功劳大小赏有劳，酬有功，培植起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同时，称帝伊始，刘邦即下诏“复故爵田宅”，即承认秦代的军功爵到了汉代仍然有效，并且予以进一步优惠，“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3]《高帝纪下》“故大夫以上”包括了秦爵在内，“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也包括对秦朝大夫以上爵位拥有者的优惠；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是进一步提高对军功爵者的待遇。张家山汉简律文的公布说明了汉初军功爵制的详细和严密，仅从上举关于爵位继承的部分律文可见其一斑。因而汉初的军功地主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主体，西汉政权是军功地主利益的代表，这一传统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们从上述的继承制度中不难看出，军功地主阶层在西汉前期是处于衰变之中的，除了彻侯和关内侯两级之外，其余各级均为降级继承，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后代则将逐步失去其原来的爵位，由军功贵族演变为豪民地主。以第十八级爵大庶长而论，其“后子”第一代为公乘，第二代为官大夫，第三代为不更，第四代为上造，至此，其“后子”最终成为普通的庶人；至于其后子之外的众子，即准后子、次后子无论是为不更还是为上造，除这些不更、上造的后子降级继承其爵位，可以延续两代之外，其余只传一代即降为庶人。至于大庶长以下的后子的爵位传承至第三代就终止了，其准后子、次后子第二代即成为庶人。但是，他们的身份变了，其财富没有因此而减少，他们继承其父祖的田宅、奴婢、畜产等动产和不动产，一方面经营农业，另一方面还从事工商业以追逐财富，更因其家势，交通官府，兼并农民，横行乡里，成为西汉前期严重影响乡里社会的豪民地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以往无人涉及，需略加说明。
    司马迁曾指出西汉前期有能“与千户侯等”的“素封”之家，谓“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2]（《货殖列传》）司马贞《索隐》谓“素，空也”。张守节《正义》云“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司马迁所说的“素封”之家就是那些百万家财，年增息有20万和千户侯收入相等，“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的“庶民农工商贾”。这些“庶民农工商贾”就是西汉前期兴起的豪民阶层。以往认为这些豪民的兴起是因为汉初工商业发达的结果，这固然正确，但还不能深入揭示当时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原因。司马迁所说的“庶民农工商贾”起码包含了两大阶层：农民和工商业者，而这里的“庶民”是说明这些农民和工商业者没有爵位、封号等政治身份；而西汉初期，严格按照二十等爵位授予田宅，无爵位的庶民只能拥有土地1顷、住宅1区，这些拥有30步住宅和1顷土地的小农是无法从事诸如矿冶、铸钱、煮盐、种植、畜牧等工商业生产而致富的，起码绝大多数的个体小农无法从事诸如矿冶、铸钱、煮盐、种植、畜牧等工商业生产来致富，他们也无力交通官府以取得矿山、牧场、山林等经济资源的使用权，他们只能成为那些家财百万、千万的包括工商业主在内的豪民的兼并对象。现在，明白了西汉前期的继承制度之后，我们对司马迁所说的这些“素封”之家的来源的认识就可以深入一层：即这些豪民固然有借助于汉初“弛商贾之律”[3]（《食货志下》）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工商特长而致富者，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军功地主的后代转变而来，他们没有经过普通工商业者的创业过程，而是继承其父祖的财产而致富，他们还凭借其父祖政治权力的基础而横行乡里，西汉前期豪民的种种不法行为与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对此，这里只是略事说明，限于主旨，详论留待另文。
    【参考文献】
    [1]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李均明。散见简牍合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