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肜日》是有关殷代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王武丁事迹，全部引录此篇经文。由于经文言简意赅，司马迁作了较详细的解释。然而后世学者对其解释一直存在着争议。那么，司马迁对经文的解释是否正确，其依据是什么？本文拟主要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讨论。
    一
    《高宗肜日》主要记载殷王的一次祭祀活动，其文云：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殷本纪》引录此篇经文时所作的解释，也是后世学者颇有争议的主要在三句话上：一是经文“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司马迁释为：“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雉登鼎耳而雊”。二是，经文“典祀无丰于昵”，（按，此昵字原作尼，为唐卫包所改。）司马迁作“常祀无礼于弃道”。三是，司马迁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以为《高宗肜日》乃祖己作于祖庚之时。司马迁解释经文的史料依据是什么，这是首先应注意的问题。下面，为讨论方便，先分析司马迁的第一、三句解释的话。
    在现存文献中，较早对“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句作出解释的是《尚书大传》，其文云：
    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武丁问诸祖己，祖己曰：“野鸟也，不能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故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报之疾也”[1]。
    《书序》亦存有关说法：
    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关于《书序》是今文抑或古文，其作者和制作年代，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这里，我们只是将其作为汉人的一种说法。
    司马迁释经文所云武丁祭成汤，有雉登鼎耳而雊，与《大传》同，无疑出自今文说。不过，两说中又有明显的相异之处：（1）《大传》仅言武丁祭成汤，司马迁则言祭成汤之明日，以“肜日”为祭祀次日之再祭。（2）《大传》以野鸟升鼎为吉兆，有“来朝者六国”之说。司马迁不载此事，仅云祖己嘉武丁以祥雉为德。（3）司马迁以为《高宗肜日》乃祖己作于祖庚时。《大传》于此无说。（《书序》称祖己作，但未言明作于何时）。
    在汉代，今文《尚书》立为学官。司马迁解释经文，对今文说是较为重视的。然而其释“高宗肜日”句，与今文说多有不同。显然，司马迁认为有更可信的说法。考“肜日”，《尔雅·释天》：“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祭名。”《尔雅》以为三代之“复胙”、“肜日”、“绎”是同一类祭祀。孙炎《尔雅音义》注云：“肜日，相寻不绝之意。”郭璞《尔雅注》云：“祭之明日寻绎复祭。”孙、郭两氏之解，亦有所本。《春秋》宣公八年：“辛，有事于太庙……壬午，犹绎”。《公羊传》云：“绎者何？祭之明日也。”《谷梁传》云：“绎者，祭之旦日之享宾。”《公羊》、《谷梁》两传释“绎”与《尔雅》同，其释“肜日”亦应指祭祀之明日复祭。（何休《公羊传注》、范宁《谷梁传集解》均有类似说法。）《大传》不言“明日”，不知何据。司马迁对“肜日”的解释，显然采用了《尔雅》、《公羊传》、《谷梁传》等家的说法。《公羊》、《谷梁》两传传自先秦，《尔雅》亦多本先秦旧说。可见，司马迁解释《高宗肜日》，广泛参考经传异说和其他资料，并以较早、较为流行的说法为据。
    经文“越有雊雉”，《大传》释之为祥兆，称有“远方来朝者”云云。西汉末刘向亦主祥兆说，不过其内容与《大传》不同，云：“雉雊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2]（《汉书·五行志》）向子刘歆则持相反的看法，以为是凶兆，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2]（《汉书·五行志》）王充《论衡·虚异篇》也提到，西汉经师有关凶、吉的争论是很激烈的。东汉人大抵主凶兆说。（见《汉书·五行志》、郑玄《尚书注》、《反汉书·刘陶传》等。）司马迁记雉鸣事后，云：“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嘉武丁以祥雉为德。”皮锡瑞认为，史公亦以为是凶兆[3]。其实，司马迁所云“王勿忧”，仅说明殷王祭祀时，见雉鸣异象，感到担忧，并未言其凶吉。（《封禅书》载此事，说同。）而祥雉之祥，本属中性词，有吉凶两解，不附具体事实，一般只作兆头或异象。例如《左传》昭公十八年：“将有大祥。”孔颖达疏云：“祥者，善恶之征”，“祥，有恶有善”。《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按：指在宋国发生陨石落，六鹢退飞事）曰：‘是何祥也？凶吉焉在？’对曰：‘今兹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候而不终。’”叔兴以具体事实，说“祥”为凶兆。司马迁对雉鸣异象之释，亦源于古文《左传》的思想。《左传》多记异象事，但并非随意言其凶吉，而仅记载为事实所验证的灾祥。例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昭公七年记有日食事。《左传》的解释，前者仅作为天出异象，后者则附载晋国国君与士文伯关于日食的对话。士文伯告诉晋君，日食之灾为凶，它先降卫国，卫国将死国君；余灾降鲁国，死一个大臣。《左传》载此凶兆，是因为已得到验证。[4]上引僖公十六年中的周内史语，同样也是得到了应验的。[5]司马迁作为史官，掌文史星历，记载瑞祥灾异本是其职责。他也相信天人之间有相通之处，但只承认得到事实验证的灾祥应验。这在《史记·天官书》、《封禅书》中多有例证。《大传》所谓“有远方来朝者”云云，于史无征，司马迁删而不录。刘向、歆父子等说亦为牵强附会。司马迁对雉鸣事之解释，继承了先秦史家“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