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骃和司马贞对《殷本纪》“常祀无礼于弃道”句之解，主要依据伪《孔传》等对经文的训释。其实，他们的解释并非符合司马迁的原意。上文已指出，古尼字可训为近。司马迁所据今文本“礼”可作丰、礼两字。如果他以尼字为近庙，为什么不直接解释为无丰于近庙？司马迁所言“无礼”与“弃道”，文相对应，含有断然否定之意，是对事情性质的否定。而无丰于近庙说，仅就祭祀厚薄而言，是对事情量的否定，两者之区别，显而易见。孙星衍不为世父立庙说，亦未表达司马迁的意思。司马迁并未从尼字之声训作祢（按，若孔安国古文本与马融本同，更可作如是解。）而武丁重修典祀事，《毛传》、郑玄均已提到，大概亦有所据。然而《史记》对此事未置一词。可见司马迁有所存疑，或至少以为与高宗肜日事无关。至于梁玉绳说，则更是以己意释文，曲为之说。上古宗祀与社祀别为二事，殷代肜祭明为祭祀祖先，何能混为一谈？我们以为，司马迁在释经文时，可能遇到了矛盾。如上所述，他采今文家说，以高宗肜日为武丁祭祀成汤。成汤为殷之远祖，其庙作近庙或祢庙，解释不通。而以“尼”作父庙或近庙，也只有引经文作“无丰”。据此，他认定经文应作“无礼”。“无礼”又不可与“尼”相对应，所以他作了“无礼于弃道”的解释。可见，司马迁的解释也是从经文内容内在联系的分析中得出的。不过，据《殷本纪》所述，我们还仅能推断司马迁所谓“常祀无礼于弃道”是指武丁祭祀而言，至于“无礼”、“弃道”确切的涵义是什么，尚不清楚，还有待于新的史料发现和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司马迁解释《尚书·高宗肜日》，广泛参考经传异说和百家杂语。他采经传异说和百家杂语有明确的原则，即符合史实者则用之。由于当时的文献条件的限制，司马迁在遇到无确切可信的史料能够引征的情况时，也力图根据自己对经文文意的理解作出解释。这同样表现出严谨的考信史实的态度。虽然司马迁的解释尚存有失误和欠缺之处，但后人对此是不应苛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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