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宗肜日》篇中“典祀无丰于尼”句，司马迁释作“常祀无礼于弃道”。这又是颇令人费解的一句话。关于此句经文的原意，汉代经师说，仅存马融对“尼”字的训释，云：“昵，考也，谓祢庙也”。（见《释文》。按，此昵字原作尼，为宋陈鄂所改。）据马融所释，其当不以“无丰”为“无礼”，否则文意不通。马融《尚书注》，唐时犹存，孔颖达引马融说，并引经文作“无丰”。显然，孔氏亦以为马融释此句经文作典祀无丰于祢庙。
    司马迁与马融引经文有不同，其依据是什么？对此，前人的看法颇有分歧。段玉裁认为出自今文本。[11]陈乔枞云：“史公所言，或为欧阳《书》说，或以训诂申释之”。[12]孙星衍则以为引自古文说。[6]段、陈、孙三氏仅有说而无具体论证。于省吾先生指出，经文原作“无礼”而非“无丰”，“敦煌隶古定本豊作豊。《大锋》：‘王有大豊’，大豊即大豊，大礼也。《师遽尊》：‘飨醴，即飨醴。’”[13]于先生认为，马融误引经文作“无丰”。而罗振玉校定敦煌隶古定本《商书》，并参考日本隶古定写本（按，此本亦作“豊”。罗氏考定为唐初本）将“豊”作“豊”。[14]可见，罗、于两氏对隶古定本“豊”字的解释又有不同。下面，对上引各家说作些讨论。
    在甲骨文中，豊、豊字同，作、等形。[15]此两字在金文中亦无别，如《作册卣》：“公太史在豊。”《宅簋》：“同公在豊”，豊作。《长白盉》：“穆王飨醴”，醴同豊，醴之偏作。[16]至秦代，小纂中的两字已分开，分别作、。许慎《说文》对两字字义作了明确的界定，云：“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凡豊之属皆从豊。读与禮同”；“，豆之豊满者也，从豆象形……凡豊之属皆从豊”。依《说文》体例，古文籀文未被小篆改者，不列。《说文》字下无古文，字下则列古文。许氏所谓古文，当为其所见孔氏古文或类似字。（见《说文·叙》）今存《魏石经·君奭》残文中有古文“”（豊），[17]亦与许慎所引字异。由此可见，古文本《尚书》中豊、豊两字是有区别的。如上所述，马融引经文作丰。魏晋以来出现的隶古定本，尚不可断定为马本。（注：东晋范宁《谷梁传集解》文公二年引经文亦作“无丰”。《释文·序录》云，范宁变古文《尚书》为“今文集注”。古文《尚书》已亡于西晋永嘉之乱，范氏所据古文《尚书》当为隶古定本。）但此本作丰，是无疑问的。因为，王肃、伪孔传、孔颖达疏等俱引经文作“丰”。又，所谓隶古字，与今文隶书有别，是依古文笔画用隶书体写成的。（见伪《古文尚书·序》、《释文·序录》、颜师古《匡正谬误》卷二）古文丰字，顾野王《玉篇》作豊，丁度《集韵》和薛季宣《书古文训》录作。这些字字形均符合所谓“隶古定”之意，是隶古丰字。其实，隶古定本在流传过程中，为诵读方便，有些字已改从隶书。[18]敦煌本“豊”字已是隶书，而非隶古字。隶书豊字既作豊，亦作豊，又无严格区别。如汉《华山庙碑》“禋字豊备”、《孔庙碑》“豊季多黍”。[19]敦煌本伪《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豊”，豊作豊。[20]可，敦煌本《高宗肜日》中的隶书豊字可作礼，但其隶古定原字应是丰。
    《殷本纪》所引经文“无礼”，与马融本和隶古定本相异，大概据今文本。从司马迁引此篇经文其他文字来看，其可考者，皆是今文。如“高宗肜日”句之释，采自今文说：“王嗣敬民”，嗣是今文，古文作司，[21]隶古定本亦作司；“天既附命，正厥德”，此句之附字，《汉石经》残文中作付，[22]古付、附音通，字义均为与。（注：按。《汉石经》“付”残作“寸”，但原为“付”无疑。参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九，《清经解》上海书店1998年版。王鸣盛《尚书后案》，《清经解》，上海书店1998年版。）隶古定本作孚，训为信。（见伪《孔传》）今文本作“无礼”，其尼字当不可作祢。但作何训，尚不得而知。因为司马迁所称“弃道”，已是解释而非字训。而司马迁的解释亦多有与今文说不同之处。（见上文所述）据此，我们将“弃道”作为司马迁自己的解释。
    司马迁所云“常祀无礼于弃道”，其意思是什么？这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裴骃《集解》释此句话作：“祭祀有常，无丰杀之礼，于是以弃道”，以“弃道”为祭祀有丰杀之别，违反常礼。司马贞《索引》进一步指出，此乃对祭祀近庙而言，云：“不当特丰于近也”裴骃和小司马的说法为大多数学者所从。孙星衍的看法不同，认为司马迁意谓“武丁以子继位，祭祀丰于父庙，而不立阳甲、盘庚、小辛庙”，以不为世父立庙为无礼。[6]梁玉绳则又作别解，云：“经文昵字，盖指宗庙，对山川社稷七祀而言，况《史记》引经文作常祀无礼于弃道”。[23]依梁氏之见，“弃道”是对七祀之无礼。以上诸说之分歧，实源于对经文的理解不同。因此，对此句经文的本意作出辨析，也是很有必要的。
    马融释经文尼字作祢，从声训。古音尼，泥母，质部；祢，泥母，脂部。泥母双声，质、脂入阴对转迭韵，音近可通假。马融对经文的解释是：祭祀丰于祢庙，有违常礼。王肃从马融说。（见上引文）
    伪孔传云：“祭礼有常，不当特丰于近庙”，亦以祭祀特丰为非。不过，其以尼字作近，训字义。《说文》：“尼，从后近之。”《尔雅·释诂》郭注引《尸子》云：“悦尼而远来”。此句话出自《论语》：“近者说而远者来”。尼可作近。伪孔传未详近庙所指。上引宋人蔡沈、金履祥等训尼字为近，从伪孔传说。金氏又释作父庙，可能受马融说的影响。
    马星衍对尼字之训释，从马融说。然而，他对经文作了另一番解释：“殷自祖丁之后，阳甲至小乙，皆兄终弟及。盘庚既不为阳甲立庙，小辛继世，又值殷衰，未能修祀。高宗继父小乙，居丧尽礼，其于父庙，祀亦必丰。而世父之庙不序，犹承盘庚之失。”[6]刘逢禄、俞樾等大体从孙氏说。（注：见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卷七，《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1988年版。俞樾《群经平议》四，《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1998年版。按，俞氏点断经文与孙星衍略有不同，作“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尼”，但说无大的区别。）
    现代学者们对经文文意又有新的理解。杨树达先生据殷虚卜辞等资料，认为殷人祭祀有丰于直系亲属，即以子继父者（所谓大示）之惯例。经文尼字宜作近，指直系亲属之庙。[24]于省吾先生的看法不同。他训尼作尸，意为“宾尸”。他指出，古尼、尸、夷通，尼本从尸，尸古文夷字。《祀记·大丧记》：“奉尸夷于堂”。《释文》：“夷，尸也”。经文“典祀”一词实指典祀官。此句经文应作“典祀者无礼于尸”。[13]
    据以上所述，西汉以后学者，除于省吾先生外，大抵均认为经文应作“无丰”。各家虽对尼字训释不同，也都有依据。然而对经文的解释却存在着分歧，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对史料的引征和理解方面。孙星衍“不为世父立庙”说，其主要依据有二，一是《诗·殷武》郑笺云：“高宗之前，王有废政教不修寝庙者。高宗复成汤之道，故新路寝”。二是《通典》引贺循语：“殷之盘庚，不序阳甲之庙，而上继先君，以弟不继兄故也”。（见《通典》卷五○）武丁重修典礼事，可能是有的。《毛传》曾提到武丁修先王寝庙事。（见《诗·殷武》毛传、孔疏）董作宾先生据有关武丁的甲骨卜辞，也作了这方面的推断。[25]但这些史料只能说明武丁可能重修过典祀，而难以肯定此事与高宗肜日事有直接的联系。而且，汉人亦未将两者联系起来作说。于省吾先生释典祀为典祀官，认为“《周礼·春官》有典祀之职。虽殷制不可考，周礼又系晚周人作，损益因革，职掌有出入，而名称前后必多沿袭”。[13]其实，殷周官名未必多沿袭。《礼记·中庸》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说虽不可尽信，但至少表明汉人亦以为周代官职较之殷代多有增益。《周礼·典祀》郑玄注、贾公彦疏，都未将此官职与殷代礼制相联系。可见，孙、于两氏立论的史料依据，尚有些欠缺，我们认为，在无其他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从经文的内容来作分析，应是一条可取的途径。王国维已注意到这点。他据出土的甲骨卜辞考定“高宗肜日”指祖庚肜祭武丁时，亦引马融“典祀无丰于祢庙”说为证。[9]王国维的见解确有道理。马融说不仅训诂有据，而且从经文的内容来看，亦说得通。此篇经文开头言祖庚肜祭武丁，有雉升鼎耳而鹢。祖己就此异象，对祖庚说：“惟先格王，正厥事”，又训戒王“惟天监下民，典厥义”云云，接着说，“典祀无丰于尼”。全篇经文实为一事，说的是祖庚祭祀父庙过丰，祖己就雉鸣之异象，告戒王修行德政，不要违反常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宋人已经从经文的前后联系来作分析，但对“高宗肜日”句训释的证据不足。马融的训诂虽然正确，但其未必以为此篇经文指祖庚肜祭武丁事。从历代学者的争议来看，同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仅凭文献难以对此句经文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