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认为，高宗为武丁庙号，《高宗肜日》作于武丁子祖庚时。对此说之依据，前人有不同的看法。孙星衍以为，此乃“古文义也”。[6]皮锡瑞则以为是今文说，云：“史公以《高宗肜日》作于祖庚之时……高宗崩后追记其事。《史记》与《大传》本无不合。”[3]孙星衍说，未详其证据。（孙氏大概以班固所云“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为据，认为司马迁引经皆古文说。此说失之颇偏，学者已有辨析）皮锡瑞指出，“《史记》与《大传》本无不合”。然而，《大传》并未言及此篇经文作于何时。皮氏说可能是据《大传》中有武丁，《史记》有武丁、高宗庙号推断而来。殷王庙号源于祭日干名。[7]武丁之武为区别词美号，丁为此王之祭日。[8]而高宗庙号，《礼记·丧服》亦作了解释，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世，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不过，武丁、高宗庙号，并非源于今文说，先秦文献常有此称谓，如《高书·无逸》：“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君奭》：“武丁时，则有若甘盘”。《论语·宪问》、《国语·楚语》等中均有武丁之称号。然而，即使经文以庙号称王，还只能说明作于王死后，而不能说明何人所作，作于何时。司马迁称祖己作于祖庚时，当另有所本。其史料来源，尚无从考定。近人王国维据殷墟甲骨卜辞等资料，认为经文中的祖己实为武丁子、祖庚之兄孝己，孝己于祖庚为王时仍在世。此篇经文乃祖己告戒祖庚之语。[9]据王氏所考，此篇经文的内容传自祖庚是有可能的，（注：刘起圩《〈尚书·高宗肜日〉的写定与所受周代的影响》又作详考，以为此篇经文确为殷代文献，可能周人在文字上作了某些改动。见刘起圩《古史续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241页。）司马迁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其解释可能源于先秦旧说。
    以上，我们对司马迁解释经文“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句的史料来源作了分析。可见，司马迁释经，广泛参考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他引用汉儒经说，只是作为一种资料。他更重视源于先秦的其他史料，从中择其雅者，以考汉儒经说之误，明经文所述史实之真。司马迁对经文的解释，除武丁祭成汤说外，已为后世学者所认可。
    司马迁从今文家说，释“高宗肜日”为武丁肜祭成汤。后人对此颇有非议。不过，这句经文的原意是什么，又是一个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因此，要正确理解司马迁的解释。有必要考察一下历代学者对此句经文的训释。
    西汉今文家的武丁祭成汤说，在东汉亦十分流行，《论衡·指瑞篇》、《汉书·五行志》等俱载此说。汉人的说法，又为魏晋至唐人所从。如王肃《尚书注》云：“雊雉升远祖成汤庙上鼎”。（见孔颖达疏引）《书序》“高宗祭成汤，有雉登鼎耳而雊”句，伪《孔传》注：“耳不聪之异，雊鸣”。伪《孔传》对雉鸣之异象另作一解，但并未否定武丁祭成汤事。孔颖达疏从《书序》说。
    至宋代，学者们对武丁祭成汤说提出了质疑。蔡沈首发其端，其《书序·集传》云：“经言肜日，而序言祭成汤；经言有鸣雉，而序以为飞雉升鼎耳而雊，载籍有传欤？然经言典祀无丰于尼，尼则为近庙，未必成汤也。”蔡氏否定《书序》的说法，其理由有三点：一是祭成汤事，于史籍无征；二是经文尼字，应作近庙解。三是，经文所言“肜日”与“无丰于尼”实指一事。他认为武丁是在近庙肜祭而非祭远祖成汤。不过，蔡氏未详近庙为何者之庙。金履祥《尚书表注》对此说作了推进，云：“高宗，庙号也，似谓高宗之庙。尼，近庙也，似是祖庚绛于高宗之庙。”金氏认为，高宗为武丁庙号，尼释近庙，似指武丁之庙。据此，他得出祖庚肜祭武丁的结论。元代邹季友肯定金说无误，其《书传音释》云：“此必祖庚肜祭高宗之庙，而祖己谏之，故有丰于昵之戒。辞旨浅查，亦告少主语耳”。
    蔡沈、金履祥等对经文尼字的训释，确有依据。（详下文）他们认为，“高宗肜日”与“无丰于尼”实指一事，亦可为一说。不过，这些尚不足以否定武丁祭成汤说。因为，尼字还可作其他训释。（详下文）高宗肜日与典祀无丰于尼亦可别为二事，虽然它们之间又有联系。王肃、孔颖达均作如是解。王肃云：“高宗丰于尔，故有雊雉升远祖成汤庙鼎耳之异。”孔颖达云：“祖己已知高宗丰于近庙，欲王因此雊雉之异，服罪改修从礼耳。”大概正是由于从文献上尚难以推翻汉人的说法，清代学者，无论今文家或古文家，大抵均主武丁祭成汤说，甚至以善于疑古著称的史家梁玉绳也未置疑词。（注：顾炎武和崔述等仍主宋人说，但并作具体论证。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八，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至近代，学者们开始运用殷虚甲骨卜辞等资料，重新研究高宗肜日问题。王国维著《高宗肜日说》一文，认为此句经文实指祖庚肜祭武丁。他说：“《高宗肜日》为武丁祭成汤而作，则从《尚书》书法，当如《尧典》‘舜格于文祖’，《伊训》‘伊尹祀于先王’，《泰誓》‘太子发上祭于毕’之例，径云王祭于成汤”，“此以殷虚卜辞证之。如云‘丙申卜贞王宾大丁肜日亡爻……’凡云贞王宾某甲某乙某祭者，不下百条。辞中某甲、某乙，皆谓所祭之人，而非主祭之人。”[9]吴其昌《殷墟书契解诂五续》、郭沫若《卜辞通纂》等对殷代肜祭之考释，说同王氏。王国维又用甲骨卜辞等资料，考定经文的内容为祖己告戒祖庚之语。（见上引文）王国维的考论，彻底否定了汉人的武丁祭成汤说，恢复了“高宗肜日”句之本意。
    根据王国维等的考证，司马迁对“高宗肜日”的解释是错误的。然而，从历代学者释此句经文的争议来看，他的误释显然是由于文献的局限所造成的。殷代历史久远，其礼制甚至连孔子也深感难以详征。孔子慨叹道：“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能征之也。”[10]（《论语·八佾》）对“高宗肜日”句之释，先秦文献未见有说。《大传》的说法，为魏晋至唐代学者所从。宋人立有新说，但证据不足，又为清代学者所否定。而只有王国维等人，据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和文献二重证据来作研究，才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仅凭文献是难以对此句经文作出确切的解释。而司马迁在无其他确切史料可征的情况下，从当时流行的今文家说，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表明，他释经引用史料有无法选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