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办理农赈的地方共有25个县，赈款共计80多万元。为了确保在安徽办赈马到成功，华洋义赈会特意“由河北各合作社召集120人至安徽，组织合作训练班28处，受训练之农民达2000余人”（注：参见：《华洋赈救灾总会举行募捐运动》，载《新闻报》1934年9月30日版。）。这一时期，安徽组织互助社（合作社的预备社）为2000多个。华洋义赈会在江西办理农赈的地方共有12个县，倡办互助社1000多个，放款30多万。从1932年7月到10月，华洋义赈会湖南分会在湖南组织互助社1930多个，放款576778元，受惠农民166000多人。
    华洋义赈会湖北分会主办了湖北灾区的的农赈。这次办赈，华洋义赈会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不仅按期修复了长江、淮河的千里长堤，而且使灾民通过赈款购买了种子，第二年普遍获得了丰收。华洋义赈会在实施农赈的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宣传农业合作思想及组建农业合作互助组织，对广大灾民责任心及自信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农赈过程中，华洋义赈会从河北省抽调了上百名合作社骨干前来帮助。北方与南方农民的交流，无疑也有着积极的意义。以后几年，安徽、湖南连年发生不同程度的水旱灾害，国民政府均委托华洋义赈会办理这些省灾区的农赈。
    这次赈灾结束后，合作事业在上述4省继续发展。通过这次办赈，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为进一步扩大范围和影响打下了基础。
    在山东，华洋义赈会指导组织了39个合作社。后来，山东省实业厅成立了合作指导委员会，华洋义赈会遂将39个合作社移交给山东方面接办。地处西北地区的陕西省是一个灾害多发的省份。为了在陕西农村推广合作事业，华洋义赈会与陕西省建设厅于1933年在陕西办了一期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合作讲习所。参加这期讲习所的有60名学员。此后，据有关人士调查，1934年时陕西全省共有31家农业合作社，其中长安有9家，都是信用合作社。这9家合作社属于华洋义赈会指导的有4家。为了进一步推动陕西农业合作事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特聘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兼任陕西省合作事务局主任。
    1933年，黄河中下游地区水患成灾。国民政府组织黄河水灾委员会，而农赈则交给华洋义赈会办理。华洋义赈会受理此事后，一方面筹募赈款，一方面派人到灾区实地调查。在筹得198500元赈款后，先确定山东荷泽，河南考城、兰封，河北东明、长垣为第一批农赈对象，拨赈款8万元。后又增加河南滑县，河北濮阳为第二批农赈对象。
    1937年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发生严重旱灾。全省149县中出现旱情的有100多个县。与此同时，河南、贵州、甘肃等省也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为了帮助川豫黔甘等省的灾民，华洋义赈会一面将上年举行的纪念该会创建15周年活动时收到的捐赠资金急赈灾区，一面向社会各界募捐，以救助灾区。
    随着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逐渐推广，全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农村合作社接受了华洋义赈会的指导和信贷。1933年，华洋义赈会举行第7届常年大会。前来参加大会的已有来自山东、河南、山西、湖北、湖南、甘肃、绥远、陕西等8个省和扬子江流域会务顾问委员会的代表，加上华洋义赈会总部的代表，共计23人。
    1933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南京召开农村复兴委员会会议。会后，行政院政务处致函华洋义赈会，嘱其拟具《农村复兴委员会工作实施原则草案》。
    为了推动合作事业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展开，1935年3月13日至17日，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同实业部、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邀请华洋义赈会、各省政府、银行、学术团体等代表共50多人在南京举行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当年9月，国民政府实业部增设合作司。经实业部长吴鼎昌批准，决定商借时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的章元善担任合作司首任司长，作为全国最高合作行政长官，掌管全国的合作工作。
    由于此时章元善身兼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和实业部合作司司长两职，华洋义赈会所开展工作的很多方面与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合作事业已融为一体。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迅速将合作事业推向全国。根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下册记载，全国的合作社数量已达14649个，拥有社员537497人。这一时期，华洋义赈会开展的各项事业进入全盘阶段。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除西康、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少数省份或因地处偏僻，或因被日本侵占，难以调查之外，绝大部分省市都建立了合作行政主管机关。1937年5月，华洋义赈会第八届年会在江西南昌举行。年会报告中公布了华洋义赈会此时在全国发展合作社的统计数字，即已承认合作社1015个，社员27489人，暂未承认的合作社2248个，社员39372人。这次年会还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即把总会的办公地点从北平移至上海。此举表明华洋义赈会决定将今后的工作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
    四
    华洋义赈会大力倡导合作事业之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受过教育并了解一些管理学原理的人十分稀缺。为此，华洋义赈会决定举办合作讲习会，刊发《合作讯》等报刊杂志，出版大量浅显易懂的宣传合作思想，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设立合作巡回书库，无偿地将这些书刊赠给农村基层合作社，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通过这些措施，使防灾救灾知识和合作理论广为人知，并深入人心，从而推动合作事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从1925年到1936年，华洋义赈会先后举办过12次合作讲习会，开会时间一般利用冬季农闲期间。会期短则5、6天，长则3个月。参加讲习会的学员少则100余人，多则6800余人。每期讲习会少则分1个组，多则分60多个组。前3期讲习会由华洋义赈会主办。随着合作理论的推广和北平、河北各地农村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华洋义赈会有限的工作人员难以满足需要，越来越多的基层合作社工作人员希望参加合作讲习会。由于参加讲习会学习可以提高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并可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所以各地合作社参加或举办合作讲习会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从第4期开始，华洋义赈会仅负责规划和指导。为了加强各合作社之间的交流和增强感性认识，华洋义赈会要求参会学员赴会之前，将本社的账簿记录表册等整理后带到会上陈列，以供其它合作社的学员观摩品评，取长补短。1925年举办第1期讲习会时，学员来自15个县，全省仅有52个合作社；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举办第12期讲习会时，学员已来自76个县，全省已有1006个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