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合作讲习会的连续举办，合作事业在河北农村不断发展，华洋义赈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1933年3月24日，前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前来华洋义赈会参观，并考察了河北省深泽县的农村合作社。考察后他十分感慨地说：“吾国数千年团结之大力，即在宗族制度。现因经济关系，此制天然破产。民族精神，无怪益成散沙。救此，唯合作一途，须急用经济合作制度，以代替宗族制度。此事关系至大。”[13]（第187页）
    随着合作讲习会的连续举办，合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合作事业不断扩大。尤其是举办合作讲习会这种方式方法以及积累的经验，对在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推动开展合作事业，有着重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功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华洋义赈会倡办的合作讲习会为普及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五
    正当华洋义赈会将办公地点由北平移至上海，准备继续扩大合作事业的开展范围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洋义赈会惨淡经营多年的合作社所在地相继成为沦陷区。为了坚持工作，华洋义赈会委派张季春、杨骏昌等到四川协助该会四川分会开展工赈及合作事业。
    1938年春，华洋义赈会在抗战后方的重庆南温泉一带举办互助社，并开展农贷工作。随后，华洋义赈会又将组建互助社的范围扩大到四川巴县的南泉、鹿角、界石、鱼洞等乡，先后组织互助社21个。在华洋义赈会的帮助下，这些互助社大都逐步改组为信用合作社。
    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1943年以后，华洋义赈会工作人员多次在重庆商议复会事宜。抗战胜利后，他们于1945年9月5日在重庆组建了华洋义赈会临时执委会，选举章元善为总干事。10月下旬，章元善飞赴北平，筹备恢复会务事宜。
    1947年8月，华洋义赈会在上海召开新老执行委员会议，并接收了原属华洋义赈会的房屋等财产。上海解放后，华洋义赈会经过与各地分会协商，决定于1949年7月27日宣告解散，并登报声明。至此，在近代中国社会舞台上活动近30年的华洋义赈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宣告终结。
    自古以来，中国以农立国，故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已经证明，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农村合作经济是传统的家庭经营过渡到现代家庭经营的桥梁，是促进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媒体，是农业走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步骤。合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农民分散经营无力对抗风险，形不成规模，服务功能差，经营成本高，信息滞后等弱点，是农业社会化的最好组织形式之一。华洋义赈会最早把西方合作思想与中国的农村实际相结合，可以说是开中国农村历史上大规模合作实践之先河。该会办理合作社的方式方法对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示范作用和辐射功能，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作社成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华洋义赈会从诞生到终结历经近30年时间。这30年正是中国风雨如磐、兵连祸结，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空前严重的30年；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30年。合作制度初在中国兴起时，应者如云，形形色色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但大都好景不长。惟有华洋义赈会在探索中将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华洋义赈会能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生存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该会的名称冠之以义赈救灾，而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积德行善为优良传统，存在着扶弱济困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其次，该会所倡导并大力推动的合作事业等符合时代要求，得到了有关部门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从而能够从国内外的方方面面源源不断得到赈款。再次，得力于该会内部有一批把在中国推动合作事业为己任，具有理想和奉献精神的中外人士。为了救人民于水火，为了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毅然抛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深入穷乡僻壤，长期扎根农村，“到人不到之地，作人不作之事”，不仅持之以恒，而且百折不挠。第四，该会有一个科学的运作机制和高效的管理结构，有一套比较健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第五，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农村推动合作运动的明显成效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关注和兴趣。30年代初，华洋义赈会紧紧抓住国民政府委托该会办理长江、淮河流域水灾省份农赈的机遇，借助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迅速将合作事业推向全国。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地考察华洋义赈会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不难发现，农村合作事业的倡导和推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它是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欲在中国农村日益衰落的危机中试图力挽狂澜的一种尝试。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合作制度是一剂变革中国社会、消除社会弊端的良药。尽管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未能也不可能拯救整个中国农村日益崩溃的局面，但该会将合作理论及实践与拯救中国农村直接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是有积极意义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尽管采取合作制度能改变一些地方的社会经济面貌，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当时的中国，最大的需要是用革命的办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华洋义赈会惨淡经营十几年，辛辛苦苦组建了数以千计的农村合作社，但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战火所到之处，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瞬息之间即荡然无存，即是明证。
    毛泽东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4]（第631页）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仅概括了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特点，而且道出了迫使农民破产的根源，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近代中国要拯救农民，建设农村，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华洋义赈会一系列有关农业合作的主张，基本未触及到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和封建的生产关系。该会所推行的农业合作运动，其性质似应属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一个好的政府，华洋义赈会所有的努力是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尽管如此，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合作事业，对于调剂农村金融，救济各种灾荒，扶助贫苦农民，减少商人的盘剥，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改良，推动小农经济向社会化生产经营发展，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