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这样一个时代不唯前古所无，即汉武帝以后千年之久也是不曾有的，因此可以说，上述农业、手工业的飞跃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第二，这是一个社会大分工突飞猛进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使分工发展。依照恩格斯的理论，人类社会在早期的历史上有过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和牧业的分工；第二次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第三次是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1页，第163页。）这三次社会分工，在我国古代都已经发生。第一次的农牧分工，很早就已出现，后来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分工：北边主要为牧区，黄河、长江等流域则为农业地区。第二次的农业和手工业分工也早已出现了。据考古发现，公元前2千年左右，今甘肃的广河县齐家坪已有冶铜手工业。（注：参看《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降及商周时代，青铜冶铸高精的技术令人惊叹。这样的手工业不和农业分工，不专业化，是无从进行的。不宁唯是，他如制漆、髤染、刺绣、陶冶……，也是有待于社会分工，方能善其事的。这些情况说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古人早已有之。但是为什么农业一直逗留在使用耒耜之类的木石工具阶段，迟迟未能同步发展呢？这是因为生产关系的阻滞，政治制度的束缚。古代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叫做工匠。工匠是完全由官府控制使用，没有人身的自由。奴隶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都与外界隔绝。官府的作坊实质是一些牢狱。因此，他们以及他们掌握的生产技术几乎与外部世界绝缘，对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未能起到巨大影响。到了西周末造，王纲解纽，统治松驰，工匠及其技术才稍稍流入民间。民间蕴蓄的潜力是巨大的。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出现“百工居肆”的局面。铁，也能冶铸了。从冶铸青铜器进到冶铸铁器要突破升高炉温的瓶颈难关，工匠也把它突破了。进入春秋以后，铁器逐渐流入农村，使农业生产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农业生产发展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深化而扩大了。于是不能不导致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城市手工业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有余粟，女有余帛”，农民也有了用以“易械器”和手工业品的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农工之间，百工之间，都需要交换，所以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正如恩格斯说的，“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6页。）这个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春秋时代已经有所发展，到战国，也即是到《史记·货殖列传》所述时代之初，达到了完成的阶段* 。商人，亦于此时形成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货殖列传》的“货殖”一词不仅指专事产品交换的商人，也包括从事手工业生产而兼售自己产品的企业家。以现今划分阶级的准则来说，那就是工商业者。《货殖列传》对我国古代第二、第三两次社会大分工及分工后产生的代表人物作了很好的反映。
    《货殖列传》一开篇就对当时的社会大分工有所论列。它首先指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各有特产，钢铁则山出棋置。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但人民只有“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方能获得。更引《周书》以明其重要，“《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屡不出收财匮少。’财匮少则而山泽不辟矣。”太史公最后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些话言简意赅，把三次社会大分工及其社会功能都包含进去了。“商而通之”就是说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没有这一分工，没有商人任交换之事，那么农便不出，工虞商便乏其食；虞不出，则工无原料而乏其事；工不出则，农商虞无械器、无舟车而三宝绝了。在以上引文里，太史公用了一个“通”字和一个“绝”字，最能说明因分工而发生商品交换的关系。“通”是商品流通，“绝”是商品不流通。我们知道，产品一经交换就成为商品；商品交换须货币，货币一旦作为交换之媒介，就成为商品流通。《史记·平准书》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太史公自序》说：“维币之行，以通农商。”读此，通绝之义就很明确了。对社会大分工和商品流通如此重视，阐释得如此明确，在我国古代史上，太史公是绝无而仅有的。
    第三，这是商品经济兴旺活跃的时代。在封建社会中有两种经济形式：一是自然经济，一是商品经济。自然经济是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自给自足经济。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分工发展的迟缓，商品经济一直是社会经济的附庸。进入春秋之后，才有较快的进展。到战国，发展加速，不久便附庸蔚为大国，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代文景时期，发展达到最高点，我尝称之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专门论述商品经济史的著作。从这篇著作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当时商品经济之盛确乎是我国历史上鲜见的。下面试据《货殖列传》所述，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略作申解。
    这时期的商品生产从商品种类之多便可见其盛况。《货殖列传》一开篇指出的山西、山东、江西、北边的特产为数达30余种，“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这些特产是作为商品的。因为只有经过交换，方能满足人民的喜好，因此这些特产的生产当是商品生产无疑。但这些特产许多还只是一些原材料，还须经过特殊的劳动分工，甚至许多的个别分工，方能制成可以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商品。这样，商品的种类就很多了。
    《货殖列传》接下去在列叙人物的传记中，在论述可与千户侯相比的“素封”之家时，都提到许多商品。商品生产的种类为数更多。计有冶铁、制盐、采丹、采金、畜牧……数十种。这些生产适应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不仅有多种手工业的生产，而且有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货殖列传》中提及的这类生产全属民营；其产品主要是供民用。这种现象，春秋之前是看不到的。春秋后短短二三百年间就有如此景象，衡以中国古史进展的速度，其迅猛也是罕见的。
    再从商品流通方面看。商品流通不可没有货币和市场，这时期的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金属铸币刀、布、圆钱……取代贝币，在各地似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起来。虽然刀、布、圆钱等还只是贱金属的铜质铸币，但从贝币进到铜币实是具有阶段性的一大跃进。大较言之，形似农具铲子的各种布币流行于魏、赵、韩三国地区；形似腰刀的各种刀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地区；似环的圆钱流行于东西两周及秦一带；似贝的铜贝流行于楚。这些铜币的铸造发行是不统一的。各国首都和许多地方的官府都在铸造发行，加以私铸，所以形制、单位重量多种多样。这说明商品流通遍及七国各地，对货币的需要量很大，铸造货币有厚利可图，所以人们竞相铸造。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时，货币也才统一。秦制虽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但平常交换主要仍用铜钱。汉兴，循而不改。后来国家对货币的控制还逐渐放宽。至文帝时，竟放弃铜钱的铸造和发行权，“令民纵得自铸钱”。铜钱的数量多到无法估计，国库贮藏的铜钱多到“贯朽而不可校”，但是物价并不见腾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商品流通的数量是如何的庞大，商品经济遭逢它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
    下面，略说市场。假若我们把货币比作一群鲜鱼，那么市场就是它的池塘了。鲜鱼是不能生存于涸辙之中的，货币也不能没有市场。货币的发达标志市场的繁荣。这时期的市场与上述货币的发展相应，确是空前繁荣了。
    市场，依其规模的大小，可分为若干层级。最小者为农村集市，即《易经》所说的“日中为市”的那种市场。最大者为《货殖列传》所说的“都会”，这是战国时代兴起，至汉而日臻极盛的大市场。从这些市场的出现可以窥知当时商品经济的进展，所以关于都会的记载是很可宝贵的。《货殖列传》中的都会计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等。此外，虽未称为都会，但也是大市场的名城，如长安、洛阳；还有转运枢纽、商品集散中权的市场，如杨、平杨、陈、温、轵等。若参以它书所载，则还不止此，兹不备举。这里只是据以说明商品经济之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