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思潮内发于里外矛盾，即民族矛盾。置身于弱肉强食的近现代社会，灾难深重、贫穷落后的中国是否已到了亡国灭种、万劫难复的关头？是否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基于这些问题的严峻思考和庄严回答，反抗外来侵略、疾呼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潮激荡全国，几至全民振臂，人人倾声，成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一大思潮。民族思潮波澜壮阔，全面涌流，既包括社会层面的救国浪潮，也包括文化层面的拯救民族文化的浪潮，即民族传统更新、民族文化复兴思潮。这两股浪潮交相辉映、互相推助。这里主要论及文化层面的民族思潮。它以民族文化再生和复兴为旗帜，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打倒传统文化，力主接续传统文化，在经现代性提升和重构之后，回归传统文化，即回归“新传统”。此思潮以经过西学侵润和陶洗后的“新中学”去反对原汁原味的西学，坚守中华文化的本土岗位，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故又称中学主义思潮、本土或本位主义思潮。该思潮致力于对中国旧传统的现代性陶洗、接续、更新、转换、重构和复兴，故也称重构主义或文化复兴思潮。其主要派别有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人生观派，文化复兴运动时期的本位文化派，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派，以梁漱溟、钱穆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派，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考实派，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杨文会、太虚、欧阳渐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佛学流派以及至今活跃着的倡言以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为中国文化更新基质的杜维明等美国华人学者。无论哪一派别，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但他们不排外，而是力主以“中学”为本位的“中西会通”，他们关注人生价值，在中西思想宝库中搜觅心灵的寄托与安顿之所，这是他们的主要历史功绩。但其对中国最为稀缺的西方民主资源引介太少，其生命关怀又往往跌入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窠臼，也不能不留下遗憾。
    社会主义思潮源于解决上下矛盾，即阶级矛盾的需要。（注：此种分法与阶级论还是有相似之处，如李炳泉、邸富生的《中国史学史纲》就是这样的分法，参见前注。）尽管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错综纷陈，但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逐步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外有西方列强虎视鹰瞵，内有传统与现代水火难容，而政府却腐败无能，惟知敲骨剥髓，加重人民负担。里外矛盾、新旧矛盾搀入上下矛盾，上下矛盾异常尖锐，为求解决之道，翘首异域，社会主义思潮扑面而来，相磨相荡，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历经中国革命考验而弥坚，马克思主义植深根于中国，并中国化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旗手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等，他们批判继承中国旧传统，发展马克思主义，扬弃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中国社会找到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植生的内在理路。当然，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曾被扭曲、异化，使其生命几频危境，而中国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才使之转危为安，焕发生机。
    三、由三大社会思潮引发三大史学思潮
    社会矛盾触发社会思潮，社会思潮引领文化思潮，文化思潮汇流史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化大潮的一支，史学思潮受其挟裹，为其归趋。中国近现代的三大社会矛盾：新旧、里外、上下的矛盾，促成了三大社会思潮：民主思潮、民族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发。三大社会思潮牵动了与此生死相依的三大文化思潮的激荡，知识界“铁肩担道义”，三股文化思潮依傍三大社会思潮，找寻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出路。三股文化思潮呼啸而来，挟裹着三大史学思潮。受其影响，与之相应的三大史学思潮也囊括了批判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注：批判史学的武器是存疑史观与实证史观等。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从经学的窠臼中走出来的。例如顾颉刚在接受科学思想之后就“再不能相信汉代经师的神秘话头”。引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页。）
    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源于启蒙主义文化思潮和民主主义社会思潮，可总名为批判主义思潮。它既以史学作武器批判中国旧传统和旧文化，又以西方新史学为大旗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构建现代新史学。它的矛头指向是中国的旧传统、旧文化、旧史学。其理论武器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与科学实证思想。旗手是胡适。顾颉刚的“古史辨”派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是其双翼。“把历史学建得象自然科学一样好”是其最高宗旨。通过史学反孔学、反封建、反泥古、反专制是其基本立场。实证主义乃其历史哲学。存疑考证是其方法路径。批判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提升中国史学的现代性劳苦功高，我们为此向其致敬，但对中国旧传统、旧文化、旧史学的一概抹杀却显偏激，乃至影响中华民族的凝聚和文化认同，负面甚大。片面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否认历史学的人文性，不仅会导致历史学的异化，甚或消弥，而且会导致民族的消解和对人的生命关怀的淡薄，终究削弱历史学存在的价值。
    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源于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史学思潮都着眼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解决里外矛盾，救中国于水火，解人民于倒悬。但社会思潮着力于救国，文化思潮聚焦于文化复兴，史学思潮则关切于接续和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和优良史学传统。救国、救文化、救历史与史学构成中国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史学三思潮齐头并进的三境界。民族主义史学思潮热心于接续、更新中国历史和文化，积极参与构建现代史学。它的眼光注目传统文化与传统史学，但并不充满仇恨，恰是满含温情与敬意。一般来说，它并不排斥西学，其引介欲望不亚于批判主义史学思潮，但其重在引入对构建“文化民族”和民族史学相关的西学资源。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等。其历史哲学异彩纷呈，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生命主义等不一而足。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复兴、现代史学创获殊立大功，对于生命价值、学术自由、人的尊严的培育屡有异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批判乏力，同情有余。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对于民族史学构建不遗余力，对于民主史学创设却关怀鄙薄。唯心史观流光异彩，唯物史观未臻自觉。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潮而涌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支大潮，随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起伏而起伏、发展而发展，几至亦步亦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扬弃性地汇流了批判主义与民族主义，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使之臻于辩证统一的境界，从而在求真和经世两个层面有机交融，统帅在实践标准之下，达到中国史学现代的高度。其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关注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关注革命斗争、关注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同它的革命性、批判性和科学性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功勋卓著，但要进一步摆正经世与求真的关系，避免教条化的倾向，在全球视野中不断陶洗自己，与时代精神汇流，争取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