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中国哲学经历了深刻变革，进化论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哲学思潮的主流。在此同时，中国史学同样经历了激烈变革。封建史学走向衰落；资产阶级史学正式建立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到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萌芽。进化论与史学领域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
    史学的变革总是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进化论适应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变革现实，救亡图存的需要，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社会条件。
    首先，进化论唤醒了民族意识，加速了社会进步。一方面，进化论使中华民族从迷茫中清醒过来，振奋了民族精神。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险恶、最屈辱的一页。瓜分狂潮随之而起，“法人窥粤，英人窥滇，俄人西窥新疆，东窥三省，四夷交侵，各求所欲”①。八国联军的侵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然而这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时又是历史转机的重要时刻，向下沉落的同时向上进步的趋势迅速增长，新的社会思潮和爱国救亡浪潮汹涌澎湃，“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笼罩在人们心头，中国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②甲午战后，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它使人们认识到，“竞争是进化之母”，“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③，必须振作自强，奋起救亡，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另一方面，进化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不断探索变革现实，救亡图存，摆脱民族危机，争取社会进步的道路。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派以进化论为依据，主张“随时而主义，时移而法亦移”④，要求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以进化论为依据，疾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⑤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进化论为依据，认为“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⑥，号召“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觅新国家，拓新世界”⑦，猛烈批判思想文化领域尊孔复古逆流，继续探求拯救祖国，振兴中华的道路。从甲午战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⑧，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进化论成为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奋发向上，变法更制，御侮图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沉落，振作自强的民族精神。
    第二，进化论直接促使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十九世纪末，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急需代表自己的意识形态，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这样的意识形态不能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而只能通过大量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才能形成。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⑨在这“学问饥荒”的历史时刻，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进化论是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哲学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只有它比较能够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进化论论证了变革现实的合理性，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在强邻环伺的环境里，只有顺应天演规律，振作自强，才能不被淘汰，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进化论为中国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影响到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变迁，视前此数年若别有天地者然”⑩，“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11]。进化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史学变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洪流，冲击着封建传统文化。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民主革命浪潮开始兴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始形成，封建思想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史学逐步实现了由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嬗递。
    进化论不仅推动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而为中国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社会条件，而且导致了哲学领域的变革。这种哲学的变革为史学的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把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这种哲学理论“虽然脱胎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借鉴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但结合了中国的现实情况，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对生物进化论进行了重新概括和再造，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12]如康有为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地学浅释》、《地学指略》、《格致汇编》、《西学考略》、《谈天》等西学译著接受了进化论，认为“盖变者，天道也”，“无一不变，无刻不变”[13]。他把《周易》的变易思想、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与进化论相结合，指出“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14]，即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进至“太平世”，形成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进化论体系。如严复翻译《天演论》，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理论结合起来。严复不赞成赫胥黎的伦理学，却赞成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把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看作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天演公例。然严复却不同意斯宾塞的“任天为治”（即任凭对人类自然选择）的观点，要求以赫胥黎“与天争胜”的观点纠正、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严复正是从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构筑他自己的进化论体系。如孙中山把世界的一切看成是进化的，指出“进化者，自然之道也”[15]。又言：“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反抗。”[16]孙中山把进化论作为民主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如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同样把进化论作为哲学理论，并把它作为批判尊孔复古逆流的理论武器。李大钊言：“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固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7]陈独秀云：“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18]近代思想家们总是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来建立进化论体系。尽管他们的进化论体系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最基本的要素是相同的，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的”[19]，把进化看成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