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变革通常导源于社会历史观的变革。进化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提供了认识社会、研究历史的新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直接导致社会历史观的变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是否接受进化论成为区分封建文人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志。一方面，进化论否定了几千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冲击了由此而形成的凝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封闭的、僵化的思维模式。进化论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作处于天演（即进化）之中，没有万古不变的事物。在进化论者看来，整个自然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自身，进化的途径是物竞天择，即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在进化论面前，“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20]近代思想家把进化论作为哲学理论，不仅自然界处于不断进化，人类社会同样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受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支配。严复云“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乃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也”。[21]章太炎认为，“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22]。总之，进化论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使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凝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等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崩溃了。另一方面，进化论又直接否定了几千年的封建复古史观和历史循环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极力美化古代，进化论则把人类社会看成向上发展，不断进化。康有为称：“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为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23]梁启超辨明了封建复古主义与进化论的本质区别。他指出：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而进化论则“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24]。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史家总是把历史看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循环往复。循环论成为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哲学基础。进化论则把社会看成动态的发展过程。康有为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自据乱而为升平，自升平进为太平。梁启超则阐发康有为的理论，认为“三世”是“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25]孙中山则把进化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之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之时期，其三则为人类进化之时期”[26]，而人类进化又可分为“人同兽争”、“人同天争”、“人同人争”，“国内相争”四个时期[27]。这里具体的分期虽然有异，但无论哪种分期都是把社会看成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直接否定了封建的历史循环论。严复把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比较，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所在：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极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治之极则。”[28]进化论使人们得以突破封建复古史观的束缚和历史循环论的桎梏，为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理论层次上历史循环论向进化论的嬗递正是其突破点。
    进化论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核心。梁启超运用进化论对中国的封建史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初步论证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他指出，历史是一个进化无极的过程，“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孟子把天下看成“一治一乱”，实质上是“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29]。这就是说，历史按其总趋势与方向是不断进化的，但这种进化在表面上却呈现螺线循环之象。封建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30]，不能说明历史上之进化。梁启超又用进化论阐明了史学的任务，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1]历史不能只记过去陈迹，描述王朝兴替，而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32]。王国维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历史上一切学说，一切制度，风俗，皆有其所以存在与变化的理由，“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其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研究历史就是要“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33]王国维要求以进化论指导具体研究，“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34]
    近代史家运用进化论这一新的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夏曾佑是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首创者。他指出：“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35]其所著《中国古代史》是中国近代的第一部章节体通史，书中按照历史进化观点把中国古代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夏曾佑又把这三大时期细分为七小时代：上古之世分二小时代，一为太古三代，称传疑时代，二为周中叶至战国，称化成时代；中古之世分三小时代，一为自秦至三国，称为极盛时代，二为由晋至隋，称为中衰期，三为唐朝一代，称为复衰期；近古之世分二小时代：一为五季宋元明，称为退化期，二为清代二百六十年，称为更化期。这种历史分期方法虽然不是很科学，但突破了历史循环论的局限，使人们得以了解历史进化的轨迹。夏曾佑把历史进化看作是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的结果。《中国古代史》的编撰，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建立资产阶级史学之后，资产阶级史学家在具体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如章太炎认为，有机物是由无机物进化来的，人类是由有机物进化来的。人类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水生的生物，后来进化为猿类，逐渐演进为人。章太炎研究了从生物进化到人类进化的历史，指出：最简单的微生物细菌，变成草木，草木变成水母，水母变成蛤蜊，蛤蜊变成虾蟹，变昆虫，虾蟹变鱼，鱼变鸟，变兽，兽变猴子，猴子变人。人类社会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远古时人们把象征生殖女神的某种动植物作为宝物供养祭祀，这就是图腾崇拜。他指出，“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物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其名曰托德模”（图腾）[36]。章太炎对古代生物与古代人类进化过程的研究是颇为科学的。
    进化论不仅导致了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嬗递，而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