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撼人心弦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曲催人遐思的世纪咏叹。 当我展开这部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的《广东百年图录》(注:《广东百年图录》系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李昭醇、倪俊明主编,8开本,上下卷,2002年11月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下简称《图录》)的时候,面对这一段段尘封久远的往事与一幅幅记忆犹新的图景,我既为这南粤大地的波澜跌宕、沧海桑田而感慨万千,也生发了对历史图录编纂有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 图像(注:原指画成、摄制或印制的形象。本文所称近代以来的图像,主要系指摄影图片。),是凝固的历史。以图载史,以图证史,历来为史家所重。作为人类历史记忆中比较直接和真实的一种信息载体,图像不但与文字一样记录和传达信息,而且扩大了文字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际功能,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它比文字更形象、更生动、更直观,表达的内容也更丰富。 图像的独特价值,古人早有论述。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著名的《通志》中以敏锐的眼光,形象而深刻地强调了图像的重要作用:“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注:《通志》卷七十二·图谱略第一,台北新兴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837页。)郑樵的这种“左图右书”,图、书并重的治学主张,对后人颇具启示。当然,郑樵这里所称的“图”,当指手绘之图。现代文学家鲁迅也对图像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他曾耗费巨大精力搜集汉唐画像石刻拓片数千种,编纂《六朝造像目录》。进入近代以来,由于银版摄影法的发明(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摄影法--达盖尔(Daguerre 1789~1851)式照相法,发明于19世纪30年代。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就用这种银版照相机拍摄了广州城全景图(见本书第2页图3-4),这也是迄今发现的由外国人在中国所拍摄的最早照片之一。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350页。),摄影逐步取代了人工绘画,其文献价值比之传统的绘画更直接、更真实、更精确,所赋予的内涵也更丰富,成为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见证。民国时期出版的《大革命写真画》、《新广州》、《中华景像》、《抗战建国大画史》等,就为我们保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镜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图像--这里指的主要是摄影图片--的独特价值,在相当程度上被国内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相对于文字著述而言,图像充其量也仅仅是作为插图或点缀版面之用,比较系统的有学术品位的图册就少得多了,蕴含丰富原始资料和文献价值的图像往往被学者摒弃在研究视野之外。 改革开放之后,这种“重书轻图”的现象有了一定的改变,图像类的出版物开始在图书市场上占据较为突出的份额,而且出版种类繁多。除了数量甚为可观的人物、风光影集和各类专业图录外,还出版了不少全国性综合类的图册,如《旧中国掠影》、《新中国大博览》、《目击中国100年》、《图片中国百年史》等,也出版过许多区域性的图册,如北京的《帝京旧影》、天津的《旧城遗韵》、杭州的《西湖旧踪》,以及《武汉旧影》、《近代上海繁华录》等。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舞台的广东,前几年也出版过几种质量不错的反映广州历史的图册,如《广州旧影》、《百年广州》、《广州历史文化图册》等,但均有地域或篇幅的局限,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以广东全省为辑录对象的全景式大型图录,则几为空白。实际上,近20年来,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有关广东地方史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从《简明广东史》、《广东通史》到《广州简史》、《广州通史》,从《广东省志》到《广州市志》,还有不计其数的专门史著作,但这些几乎都是纯文字著作。因此,当20世纪的帷幕悄然落下的时候,当人类跨进21世纪门槛的时候,回眸近代广东的世纪风云,领略百年南粤的人文风采,梳理这大千世界一个个永恒而真实的瞬间,就成为新世纪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责任。这既是历史图集本身的价值所在,也可从另一个侧面与文字性成果相映证,为人们深入了解和研究广东的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一份必要的参照。《广东百年图录》的编纂和出版,显然是适时和必要的。 二 在我们讨论一部严肃的大型历史图录编纂的时候,不管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如何,首先需要考虑的恐怕还是它的学术品位。图录的学术品位在一定的意义上决定了该书的主题选择与框架设计。 一部有学术品位的历史图录,并非是历史图片的简单堆砌,也不是历史现象的无序陈列,而是以清晰的线索和明确的主题贯穿始终的历史图卷。《广东百年图录》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所收图片近4000幅。如何从浩瀚的文献资料中浓缩这段历史,用什么样的线索贯穿这一世纪画卷,既要求在宏观上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相衔接,又同时具有广东百年历史变迁的轨迹与特点,或者换句话说,为本书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编著框架,是考验编纂者的学识与眼界、衡量这部大型历史图录学术品位的一项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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