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三大史学思潮引发三大史学派别
    每一思潮都有其流派汇入，方能成潮，追随着三大史学思潮的有三大史学流派，与批判主义史学思潮、民族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相关联的是批判史学流派、民族史学流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注：也要看到现在这样的史学分派方法适用于20世纪。19世纪下半叶龚自珍、魏源“开眼看世界”的史学如何归类是一个问题。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说“史学思潮的变迁无不前有酝酿后有延续”，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史学与对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关切有关，乃“因民族救亡斗争的推动”而起，是则此期史学当可从“民族史学”的意义上理解。）
    批判史学又称启蒙学、破坏史学与科学史学。严格地说胡适是批判史学的理论导师与精神领袖，无论是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理论，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说，一概是胡适“实证论”、“怀疑论”与“大胆假设论”的具体诠释。批判史学流派理论别具一格，业绩赫然可观。在社会思想上，他们反对尊孔复古，反对专制，呼吁民主与自由、科学与进取。在史学层面上，他们以“实证”的方法，说明古史的虚妄，意在打碎人们心中的崇古迷梦，带国人走出中世纪的丛林，认清世界发展的潮流、民主与科学的曙光。批判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超越乾嘉史学的“求实”及崔述的“疑古”，表现出时代性与世界性的特点，也在史学方面作了“科学主义”的有益实验。（注：张书学分中国现代史学为“实证主义”、“相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个流派，很大程度上乃以史学方法论不同为分类依据。见《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从以上意义上说，批判史学，既是自由民主与启蒙式的，又是科学主义的。批判史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大胆批判”多于“精密求证”，求证过程难免牵强附会；于中国文化批判破坏有余，体认“建设”不足；启蒙及播扬民主有功，但对民族关怀与激励乏力；“科学”的宣传，着重“机械”的运作，而少辩证的分析；关注史学的科学性，疏忽史学的人文性。总之，批判史学是一个有缺憾的先进史学流派，先进与缺憾并存，是历史赋予它的特点。
    民族史学强调考实与求真，不期然被文化民族思想支配。他们用翔实的史料说话，表达民族性的精神诉求。具体史观多彩绘呈，基本态度大体一致：对传统尊崇与弘扬，同时也对旧史学作深刻反思与检讨；对本位文化首肯与实践，形成民族史学的“四大理论”；对人生问题予以特别关照，建构独自的“心灵”体系；虽则欢迎西学的播入，然而对国学多一分情结，他们力倡传统再造、文化复兴。这些既为民族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该派的重要学术与思想成果。虽则如此，民族史学也有明显缺陷，它关心心灵建设，而对制度建设就关心不够，引进的是康德、尼采、叔本华等的思想，但对卢梭、洛克等人的引进则罕有。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思想与西方经典思想还有很大距离。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的确立、宪政制度的建立、市民阶级的独立等重大话题，他们三缄其口。他们引进的，常是“反西方的西方学”。他们对科学史观浅尝辄止，其苦口倡言的“新史学”结果还是归源于唯心的一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有三大经验与三大教训。其三大经验是：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急迫的救国实践的需要，是当时中国的一批先进的、优秀的、有才华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考虑和选择的结果。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积极的致用精神，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和农业社会问题始终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之一。第三，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学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成熟和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关节点。其三大教训是：第一，史学要不要为现实服务，要不要和现实的社会使命挂上钩。必须坚持杜绝影射史学，坚持历史研究的尊严和科学性，注意史学正确致用于现实的问题。第二，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方法论，影响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史学方法论的研究。第三，如何正确地处理好传统文化与海外优秀史学和文化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成功之处，也有挫折和教训。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七十多年的发展行程，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特点，其历程曲折，其成果卓著。从新文化运动至大革命失败，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草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贡献良多，李大钊尤甚，其《史学要论》是这一开创期的史学代表作。尽管草创艰难，成就微薄，但生机无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前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发展时期。郭沫若、吕振羽为其代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组队入局，理论推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一个真正的关键发展时期。其两大突出成就是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另外，从抗战后期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较之以前，无疑更大。研究领域和范围拓宽了，专业研究人员较前增长，历史研究的专职机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从宏观上和方法上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建国初出现了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向着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另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也热闹一时，其它方面也不可小视。但所谓的“史学革命”也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受挫折。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我国史学界蒙受浩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遭到践踏。“文革”结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焕青春，生机勃勃，成果丰富。首先是出现了对尔后史学大发展有举足轻重意义的思想大反思，继之而来的是史学研究课题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兴。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还密切关注史学信息的搜集工作，也注意加强同域外的学术交流。中国史学界在全球视野下自主意识的凸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信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辩证统合了古今中外史学的优良传统，因而它既是批判的，又是继承的；既是否定的，又是否定之否定的；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是批判的、扬弃的，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绝非简单的批判与继承。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高峰。它具有辩证的、唯物的、历史的特征。它不仅是科学与实践的、实证与求真的，也是经世致用的、具有价值关怀的。它对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进行了总结，又瞻望了历史的前途。它主导着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方向实属必然。历经艰难曲折，峰回路转，现代中国史学终于找到了光明前途。
    总括而言，中国近代以来，史学经过经学的蜕变，摆脱古来的“奴婢地位”；继而开眼看世界“走上了通向世界的文化桥梁”；再则吸收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始对史学之“心”，即其哲学内核作深入改造；最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部，完成经世学的现代诠释，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注重以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的现代性史学框架。中国史学在此蜿蜒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批判史学、民族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注：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时，将思潮推进作为依据，与时代划分法有相近之处。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用的是这样的方法。）犹如三驾马车，尽管着力不一，时有碰撞冲突，但大体方向趋一，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主体地位也被历史肯定，引领着中国现代史学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