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学以生态学为基础，着重探讨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环境史学率先在美国兴起，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并受到了美国西部史学和年鉴学派的明显影响。所以，美国学者在追溯环境史学的源头时，往往要提到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年鉴学派之间的亲缘关系（注：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 291；Alfred Crosby，“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0，issue 4（Oct，1995），p. 1184；Hal Rothman，“Conceptualizing the Real：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merican Studies”，American Quarterly，vol，54，No. 3（Sep 2002），p.488；Char Miller and Hal Rothman，eds. ，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7，Introduction，p. xii；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Nature：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ostory，Ohio University Press，2001，p. 143；Peter Burke，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 270；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7（June 2002），p. 803；Andrew C. Isenberg，“Historicizing Natural Environments：The Deep Root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Malden，Mass.：Blackwell，2002，p. 376；Shepard Krech III，John McNeill，and Carolyn Merchant，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Routledge，2003，Introduction，xi；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第424页。），但均语焉不详。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之间的关系，笔者曾经略有提及（注：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高国荣：《环境史学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另拟专文进行梳理。本文仅对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首先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年鉴学派所以重视这种作用，与法国历史学地理学化的传统有很大关系，而该传统可以“上溯到16世纪法国著名历史理论家波丹（1530-1596年）”，但只是从孟德斯鸠“开始才具有了真正的史学研究形式”（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版，第5页。）。法国史学界非常善于从法国地理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并受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国地理学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法国地理学与德国地理学就形成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法国的维达尔学派与德国的拉采尔学派交相辉映。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地理学界没有在是否应该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支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而一贯主张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另外，法国地理学区别于德国地理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反对德国学者拉采尔的地理决定论，而主张地理或然论。维达尔学派认为，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并不会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人地关系中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们更倾向于强调“由于不同文化和个人决定所产生的人地关系中的不肯定因子”，认为“自然并不决定人应该做什么，但决定一些有限定的可能途径，人可从中选择”（注：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页。）。
    年鉴学派对自然地理条件等结构因素的重视，与法国地理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勒高夫提到，年鉴学派从其他学科受益良多，“其他社会科学，首先是指地理学”（注：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3页。）。他承认，法国的地理学对“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有过很大影响”（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页。）。
    吕西安·费弗尔多次倡导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结合。1922年，应法国新史学的先驱--贝尔之邀，他撰写出版了《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该书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桥梁（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34页。）。 布洛赫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一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当地的自然环境。1949年，布罗代尔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该书分为3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环境的作用”，该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注：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版序言，第8页。）。到年鉴学派第三代那里，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尝试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并带动了对疾病医疗史、体质史、灾害史、气候史、性史等的研究。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之二，还在于它的总体史观念。在年鉴学派看来，实证史学将政治事件史、政治精英史看作历史的全部，以偏概全，是对历史的肢解，“从而离科学历史认识越来越远”（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53页。）。布洛赫提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注：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总体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年鉴学派的这一主张可以从其于1929年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的发刊词中体现出来。费弗尔和布洛赫指出，他们所以采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提法，其中的一个缘由就在于这两个词比较模糊，涵盖面较宽，可以包容各种跨学科的研究。1946年，《年鉴》杂志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使这一杂志更加具有包容性。勒高夫指出，“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历史总体。”（注：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4页。）依照总体史的观念，自然史、生态史和环境史就必然应该纳入新史学的研究范畴。无疑，环境史属于新史学衍生的分支，是实践和贯彻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史学希望建造一种置身于社会时间中的、无所不包的人的科学，某些伟大的生物学家希望把生物学的历史改造成一种研究工具，并把他们的研究扩大到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在内的人类生态的范围，这两种努力的汇合预示着广阔的前景。新史学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14页。）尽管年鉴学派并没有提出生态史和环境史这一概念，但他们非常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等结构因素的作用，他们的一些著作为许多美国环境史学家倍加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