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总体史，就必然离不开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战后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不仅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而且甚至还突破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产生了包括环境史学在内的许多新的学科。就环境史而言，与它联系特别密切的学科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仅就人类生态学而言，它包含一些公认的假设：“1.社会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这许多物种之中的一种。2.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反馈，使得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许多意外的后果。3.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着自然和生物学上的潜在的限制。”（注：弗雷德里克·H.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13页。）这些原则也都是大量的环境史著作反复要说明的一些道理。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还在于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强调今昔之间的相互作用，毫不犹豫地认为当代实践能昭示历史上迄今未引起注意的种种联系”（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布洛克提出，要“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46页。），他认为，即使历史学可以被定义为处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的科学，那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埋首故纸堆而不理会现实。费弗尔则反复提到，历史学既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37页。）。布罗代尔也多次重申费弗尔的观点，认为现实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注：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61页。）。尽管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认识的目的的长期争论不休，但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走历史研究与现实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承认，研究历史绝不是为了要将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以附庸风雅，而是要将它作为了解社会的有力工具。只有在求真的基础上为现实需要服务，历史研究才有意义和前途。历史研究和现实的结合，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它也说明人对过去的认识深度受当前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也正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的要义之一。环境史学之兴起，受到了现实社会因素的推动。而研究环境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人们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还在于对结构因素的重视。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说：“史学不仅能够分离出结构，而且它所首先感到兴趣的也正是这一任务”，在史学家眼里，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某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这些结构在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他同时提到，“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只要有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就将导致所有其他因素的变动。这样一个整体，事实上只有在它满足了其他条件时才会使史学家感兴趣，特别是这一整体应当维持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时期，应当成为一种长时段的现象。”（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62页。）在布罗代尔那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依据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而有所区别，“对象的存在时段越久，时段赋予对象的重要性也就越大”（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88页。）。研究对象因此可以分为结构、情势和事件。地理环境、生理现实、生产方式、文化心态都属于结构的范畴，它们在许多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背后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就必须深入到这些幕后和深层结构中去探索、分析和解释真正的历史活动。
    布罗代尔承认，“我感兴趣的是几乎不动的历史，重复的历史，被波动和事件的表面覆盖着的历史。”（注：鲍绍霖、姜芃、于沛、陈启能：《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他认为，结构决定历史，环境决定历史。人不创造历史，人只是历史的承受者（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22页。）。有人据此批评布罗代尔是环境或生态决定论者。笔者以为，这种批评是断章取义，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布罗代尔说这番话的意思还是要强调结构因素的重要性，而这里的结构既包括自然生态结构，也包括社会结构，这两种结构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不能等量齐观，起更多作用的还是社会结构。人与自然之间总存在作用与反作用，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把布罗代尔承认自然作用的主张等同于生态或环境决定论。事实上，生态或环境决定论恰恰是年鉴学派所要反对的。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都反对极端的“自然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主张或然论，承认人与自然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把环境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生态、生产方式、自然环境观念（注：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293.），他的主张基本被美国环境史学界所接受，尽管克罗农、麦钱特为这一模式添加了历史叙述和人口生产等新内容，但这些添加都只是对沃斯特范式的局部修正。沃斯特所提出的自然生态、生产方式、自然环境观念，都属于年鉴学派所说的结构因素。但应该看到，沃斯特不仅从年鉴学派，而且也从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汲取了养分，这是沃斯特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的。
    年鉴学派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中就提到，不崇尚方法论和理论的空谈，而强调个案和具体的研究（注：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他们并不认可以宏大叙事闻名的汤因比，他们提到，“汤因比的历史观虽然以其高屋建瓴和无所不包令人炫目，但这种历史必定因采用大量第三手材料和不费力气的泛泛空谈而搞成一笔糊涂账，这绝不是我们的治学方法。”（注：勒高夫：《新史学》，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00页。）在这个问题上，环境史家和年鉴学派也比较一致。迄今为止，大部分环境史著作都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地区为研究对象，从事具体的实证研究，而关于环境史学理论的探讨则还需要大力加强。对微观研究的重视，也使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面临同样的困境，即历史的碎化。
    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环境史提供了不少启示。不仅如此，年鉴学派中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在自然生态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拉杜里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气候、人口、瘟疫等问题饶有兴趣，并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他于1967年出版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一书，《静止的历史》（1967）、《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973）、《危机和历史学家》（1976）等论文（注：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都着重探讨了14世纪以降瘟疫在欧洲和美洲的横行肆虐及其所引起的生态和人口危机。而《蒙塔尤》（1982）一书第一部分题为“蒙塔尤的生态”， 作者详细介绍了朗格多克地区地形地势、动植物分布、人口及其心态等。拉杜里在人口一生态问题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使他荣膺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环境与历史研究》（Studies i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系列丛书的惟一海外（美国以外）特约编委。该丛书是迄今为止最负盛名的环境史系列丛书，其编委会成员包括唐纳德·沃斯特、阿尔弗瑞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等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