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还表现在《年鉴》杂志1974年的“历史与环境”专刊，探讨的内容涉及气候、瘟疫、地震、灌溉等方面，篇幅达到100多页（第537-647页）。拉杜里为该专刊撰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他指出， “环境史把历史编撰学中最古老和最时新的话题结合到了一起。瘟疫和气候变化，是人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一系列自然灾难，或是出于缺乏远见，或是由于人类将其妄想强加于自然身上而造成的；人口激增和工业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掠夺，都导致了自然破坏；城市垃圾和工业废物引起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又会使城区出现交通堵塞和噪音。”拉杜里认为，对这些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的历史探讨，绝不是转瞬即逝的风尚，而是通向生态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注：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1-292.）。
    尽管该专号在法国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应该看到的是，“专号中的文章大都是外国学者写的，而且作者大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些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些文章肯定没有让法国史学界扫兴，但也不能就此断言法国历史学从此就完全被环境问题裹挟而去了”（注：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高毅、高暖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31页。）。在该专号推出之后直到现在，《年鉴》杂志并没有继续推出关于环境问题的专刊。不仅如此，《年鉴》杂志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在数量上并没有什么增加。据麦克尼尔统计，《年鉴》杂志在1974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发表过可称为环境史的文章。1989-1998年间只发表过4篇，此后就连1篇都没有了”（注：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 2003），p.6.麦克尼尔并没有说明，他用以判断文章与环境史是否有关的衡量标准，因此笔者对以上数据，多多少少持怀疑态度。另外，笔者也见到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伊格尔斯就提到，“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年鉴》中关于气候和生物学方面的，以确凿事实为依据的文章比比皆是”，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法国环境史学家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认为，把年鉴学派看作是环境史的先驱是值得商榷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他说：“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年鉴学派从事的是环境史研究。尽管在1974年以前，他们从未采用这一术语，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术语，然而他们的方法对环境史学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注：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 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 2003），p.14.）所以我们也不可夸大年鉴学派对美国环境史学的影响和美国环境史学对法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法国历史学界大多不用“环境”（Environment）一词，而用“境地”一词。直到现在，法国自称为环境史学家的学者和加入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历史学者的人数都还非常有限（注：包茂宏：《热纳维耶芙-吉波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1页。）。
    二
    环境史学的诞生，固然受到了年鉴学派的诸多启发，但也应该看到，环境史学和年鉴学派之间存在差异。环境史学和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别，而且它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持不同的观点。环境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而年鉴学派则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环境史学强调生态的变化，而在年鉴学派那里，生态则基本上是固定的；环境史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感情色彩较浓，而年鉴学派相对来说则显得更为冷静客观。
    首先，年鉴学派之诞生，主要是传统史学（以兰克的实证史学为代表）面临危机而出现的一种学术转型。传统史学以19世纪兰克的实证史学为代表，往往将历史研究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只注重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精英的历史；注重文字史料的考证与历史的编年叙事，以为籍此就可以客观如实地再现历史。而年鉴学派之问世，与20世纪民主在西方的逐渐实现、与社会经济生活在国民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有很大关系，这就要求撰写人民大众的历史和除政治以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历史。所以年鉴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变化，但它主要是为克服传统史学之弊端而出现的学术转型。年鉴学派作为新史学的代表，充分体现了新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新史学在内容上，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史，而主张尽量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反对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史观，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在方法论上，新史学强调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新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崇拜单纯幼稚的客观主义，从而将史学研究的客体与主体相分离的观念和态度，公开承认史学家主体的作用。
    而环境史学之诞生，是与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环保运动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学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学院外的生态环保运动。”（注：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 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 2003），p.15.）在推动环境史学的诞生方面，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学术因素的影响还要大。在19世纪中叶以前，许多学者都认为，人对自然的干预会使自然变得更好，这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在布丰的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0页。）。但自马什于1867年发表《人与自然》开始，乐观主义情绪就开始消解，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人对自然的破坏。这种风气的转变，沃斯特归因于西欧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注：Donald Worster，“The Vulnerable Earth：Toward a Planetary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8.）。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兴起了自然荒野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分别从自然的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着眼，呼吁要保护自然和珍惜资源。战后，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从一个地区性的局部问题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在此背景下兴起了以伦理学和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环保运动。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和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从而推动了环境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和环境经济学等一系列新学科的诞生。
    其次，从研究的重点来看，年鉴学派主要研究景观和农村，而美国环境史学则更关注荒野。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这与法美两国国情的差异不无关系。
    法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法国基本上都是农业社会，农民的比例相对说来比其他国家都高。年鉴学派非常重视对乡村的研究，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与《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布洛克的《法国农村的基本特征》（1931）、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年，英译本为《丰年与荒年，千年以来气候史》）和《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塔尤》（1975年）都是关于农业乡村史的典范之作。有学者指出，“年鉴学派的著作奠定了法国丰厚的地区史和乡村史的传统”，“法国历史研究中没有环境史的概念……而法国对景观和环境的研究则主要是栖居环境，主要是耕作农业景观”。法国很少有荒野，“人们对荒无人烟的景观也不感兴趣”（注：Caroline Ford，“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 in Frenc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Thoughts：New Directions”，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 24，no.1（winter 2001），p.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