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美国而言，它是一个后起的殖民国家，是在新大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大陆的面貌，在白人到来以后出现了急剧的变化。而且美国之崛起，美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向西拓殖，对荒野进行开发和改造。荒野，在特纳那里被称为边疆，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对美利坚民族个性之形成也打上了明显的烙印，也是美国自由、平等风气形成的基础。随着美国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荒野的面积在不断缩小。工业化和都市化也使人们逐渐远离自然。所以，荒野就特别容易勾起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历史的浪漫回忆。而且荒野的奇特自然景观为欧洲所没有，是激发美国人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荒野在美国环保运动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许多最有影响的环保组织都是以保护荒野为宗旨，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然保护区域的范围，使更多的荒野被保护起来。荒野的特殊地位使它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美国最早的环境史经典之作便是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注：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最后，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
    年鉴学派强调地理自然条件的稳定性。自然环境作为结构因素，就是因为它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变化或者很少变化。布罗代尔提到，自然条件等结构因素既是历史的支撑，又是历史的障碍，“说它们是障碍物，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人类和人类的经验很少能超越这些限制。试想一下，打破某些地理环境、某些生理现实……是多么困难”（注：转引自克里齐斯托夫·波米安：《结构史学》，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62页。）。总之，年鉴学派强调的是地理自然环境的稳定性，自然因素总在固定地、周期性地发挥作用。自然环境如果发生变化，也是量的改变，而且是极其缓慢的改变。所以，在布罗代尔那里，地中海就成了亘古不变、几乎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永恒因素。而拉杜里于1975年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那篇纲领性演说就是以《静止不动的历史》为题的（注：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与此相反，环境史学家意在表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历时性变化，强调自然的脆弱性及其不稳定性，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大量环境史学就是要突出时过境迁，表现沧海桑田、海枯石烂等地貌景观的急剧变化。在多数环境史学家眼里，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就比较脆弱，其平衡很容易被人类活动所打破，在人为的过分干预下就会出现突变、质变和灾变。洪水、干旱、生物入侵、环境污染、荒漠化、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自然环境的灾变都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青睐。环境史学家认为，在人的作用下，自然地理环境即便在很短的时间内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就旨在强调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后，美洲的沧桑巨变；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则描述了白人到来后新英格兰地区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破坏；而沃斯特的《尘暴》也凸显了大平原在1870-1940年间由于过度开发，由草原王国变成不毛之地的经历（注：Alfred 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William Cronon，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s，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3；Donald Worster，Dust Bowl：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年鉴学派承认，结构对历史发展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但一般来说，社会结构因素的重要性要超出自然结构因素，所以自然生态环境往往构成为人类活动的背景。有学者指出，年鉴学派“长期以来都将环境作为研究过去的一个重要方法。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中，自然是一个重点，认为环境力量在缓慢地、重复地发生，影响人类历史进程。但这一部分事实上只是该书的开场白，它的主要作用是随后的社会与政治研究的序曲”（注：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June 2002），p.803.）。年鉴学派对社会结构因素而不是自然结构因素的强调可以突出表现在布罗代尔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即《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但无需否认的是，在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那里，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对自然结构因素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开始“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疾病医疗史、体质史、灾害史、气候史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使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但这种情况在年鉴学派内部是个例外。法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女士提到，拉杜里“在法国没有追随者，但在瑞士、德国、奥地利有很多追随者”（注：包茂宏：《热纳维耶芙-吉波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5页。）。
    环境史学则力求把自然的演化与人类的演化结合起来，把自然纳入到他们叙述的每一个方面，强调自然与人类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探求人类与自然的变动不居的互动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影响人类活动，人类怎样改变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总之，自然在环境史学家笔下则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角色。由于人类的生产实践，自然与社会被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带来了自然的社会化和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年鉴学派显得比较冷静持中，很难说它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诉求。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的结构因素比较重视，对现实社会政治较少涉及和评论。它与现代的政治运动很少有直接联系，所以不受现实政治之争的影响，也不受意识形态的牵连。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史学的弊端，使史学能够顺利转型，进而成为新史学的代表。年鉴学派自创立以来的七八十年间，几代学者推出了大量足可传世的史学佳作，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勒高夫不无自豪地宣称：“新史学似乎基本上是法国的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事实。”（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4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年鉴学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也比较重视，甚至把马克思视为年鉴学派的先驱。勒高夫就提到：“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35页。）这种态度使年鉴学派也很容易被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年鉴学派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与年鉴学派相比，环境史学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对现实的强烈批判色彩。在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面前，环境史学家从多方面探求危机的症结所在，他们发现，现存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都造成了人类当前面临的困境。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改变自然环境以适合自身的需要。由于文化呈现加度发展的趋势，“人类改造和干预自然环境的能力也是加速式地发展”（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但人类为了眼前利益和一己之私，往往滥用这种能力，使环境破坏呈愈演愈烈之势。在严峻的形势和环保运动的推动下，许多环境史学家以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推进环保运动为己任，呼唤对现实进行变革。为此，环境史学的作品往往存在着将荒野和资源保护运动、环保运动美化的一面，并通过讲述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生态悲剧来警醒世人。和现实、环保运动的紧密联系，一方面使环境史学受益，容易受到关注，另一方面也使环境史学受累、被认为是新左派史学，不能本着学术求真的精神客观地研究历史，同时还使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拉开了与环境史学的距离。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环境史学被主流史学接纳吸收，所以迄今为止，虽然环境史学在美国取得了不俗成绩，但许多环境史学家，比如斯坦伯格认为，它仍然处于美国历史学的边缘位置（注：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7（June 2002），p.79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加快了和社会史融合的步伐，城市环境史、性别与环境、种族与环境开始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阶级分析、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等研究方法被环境史学家广泛采用。美国环境史的这一转向，在赋予环境史更多人文关怀的同时，削弱了环境史中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另外，环境史的社会史化，使环境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使环境史更容易被主流史学接纳和吸收。另一方面，生态分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史学家的著作之中。环境史和社会史能够彼此提供借鉴，以至于有学者提出，“环境史就应该是社会史，社会史就应该是环境史”（注：Alan Taylor，“Unnatural Inequalities：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Environmental History，vol. 1，no. 4（Sep.，1996），p.16.）。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和年鉴学派在未来仍然可以相互促进，推动历史学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