⒉严复进化思想的地位与影响。
    Ａ。对传统思想变革之意义。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亡国灭种的危险进一步残酷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变法维新”被视为救国图存的唯一希望和出路。但在“变与不变”问题上，维新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论争。持“变论”者有根有据，持“不变论”者也理直气壮，但比较两派的论争，他们有一个共同缺陷，即二者的根据都源于同一文化传统，或是《易经》中“变易”思想，或是《春秋繁露》中“天不变道也不变”思想。这样，找到一种突破传统“变易”模式的思想根据显得异常重要。严复译介达尔文进化论，从生物科学的角度说明宇宙万物是变化无穷的，从而说明社会制度、道德政教的改革也是势所必然而又合情合理的。从此，中国人的“变易”观不再是建立在猜测、附会上，而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
    严复认为，进化历程是一种不断上升、奔向未来的过程。严复说：“自三代之衰，学者概慕古初，其贤者莫不以复古为己任，然而卒不能者，非必俗之不善也。民生隆繁，世事日新，虽欲守其初；其势必有必不可得故也。当此之时，脱有圣人，固当随时以之为今，不可逆流而反古为得。其道将日新。惟其不然，使宜进者反以日退，而暴乱从之矣。”（注：《严复集·〈古文辞类纂〉评语》（四）。）他还说，“世运之降，如岷峨之水，已滔滔为荆扬之江，乃欲逆而换之，使之在山，虽有神禹，且不能至。禹之所为，亦疏之沦之，使之归海而为泛滥之患而已。”（注：《严复集·〈庄子〉评语》（四）。）严复的这一否定，不唯是对传统循环史观、复古史观的肯定，也是对康有为等仍然以“公羊三世”为改革理论依据的批评。
    进化的历程是向前的、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作出努力的，即参与竞争。而不参与竞争或不善竞争，仍将被淘汰。这在思想上必然要否定随遇而安论。严复说：“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注：《严复集·〈天演论·最旨〉按语》（五）。）而在中西文明大交汇的背景下，参与竞争、自强、自立，意味着要对外开放，意味着学他人之长为己用--“可知外物之来，深闭固拒，必非良法，要当强立不反，出与力争，庶几磨砺玉成，有以自立。”（注：《严复集·有如三宝》（一）。）
    严复进化思想中一个基本信念是：宇宙万物演化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天命论与宗教神学的上帝创世说都被否定--“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传士之说，必不可信。”（注：《严复集·〈天演论·察变〉》（五）。）
    可见，严复进化思想在对传统思想变革方面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他用融入了自然科学精神的进化思想对传统历史观、生活观、神学观、闭关自守观进行了批评与总结，从而更换并丰富着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在这里陈独秀先生的评价是十分恰当的--“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注：《严复集·论世变之亟》（一）。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东亚图书馆1981年版。）
    Ｂ。作为改革中国近代社会导言之意义。严复将进化作为宇宙万物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中华民族的存在、发展当然不能例外。“物竞天择”是万物进化过程中必然遵循的原则，那么中国人应积极参与竞争、自强自立；“能群善群”是竞争中获胜的条件，而“能群善群”要以掌握“格致之学”--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基础，即学术上黜伪崇真，刑政上屈私以为公；自然科学如质、力、数、名，可建立起中国技术近代化基础；生学（生物学）、计学（经济学）则可成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西方政治学、伦理学则可成为建立民主政治、自由公民的学理基础；近代教育则是传播、介绍上述所有学术文化的基本工具、途径。这样，才能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才能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社会（注：参阅《严复集·原强》（一）《严复集·救亡决论》（一）《严复集·〈天演论〉按语》（五）《严复集·〈原富〉按语》（四）。）。再放大一点看，梁启超提倡“新民”的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建设新道德的理想；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孙中山提倡的“实业计划”，戊戌、辛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以贯之的政治改革，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西方文化的引进等，在严复进化思想改革蓝图中都已涵盖进去。换句话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之改革内容与进程，虽然不能说是严复进化思想指导的，但深受严复进化思想影响则是没有疑问的。严复进化思想对近代社会改革具有导言性质。在这方面，我们应承认日本著名学者韬叶君山的评价独具慧眼……“若以（中国）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89年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之源头，而注以活水者也”（注：转引自（日）近腾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第二章，丁晓强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