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特别是20世纪最初几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学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深层结构进行反思，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课题。梁启超起初在《清议报》上发表《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过渡时代论》等文，抨击中国人奴性、旁观等“劣根性”，提出新时代新国民应有的“德性”。接着，从1902年开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他的10万余字专著《新民说》，全面剖析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根源，阐述了“新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理想模式和实现途径，形成了第一个系统的改造国民性理论--新民理论。因此，深入研究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梁氏的整个思想及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民说》的缘起
    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就竭力指责洋务派“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为吾政教内俗，无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机械耳。吾但学此，西洋务之能事毕矣。”（注：梁启超：《李鸿章》（1902年新民丛报社印本）。）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梁启超认为光有“变事”不能变革现实社会，即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有本原之害》（1896年），《时务报》第3册。）关键要“变法”，从“体”上变革中国文化的结构，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管理体制。从这一思维逻辑从发，梁启超满怀信心地登上了维新变法的征途。但是这场政治改良运动由于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而仅存103天便悲壮地失败了。这一历史悲剧说明，制度文化的变革，是文化结构中最敏感的部分，因为制度变革的实质是对社会现成秩序的否定，它必然要触犯一部分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社会动员及良好机遇，它往往归于失败。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流亡日本，由于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并且在居住日本期间，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思想。同时，在日本梁启超很快学会阅读日文，开始接触日本出版的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其范围之广是他在国内从事变法活动时所未见到的。先前他所接触到的西学，主要“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而日本“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并且“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88、235、272页。）这使梁启超大开眼界，“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88、235、272页。）西学知识结构的变化和丰富内容，使梁启超有可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去比照中西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时期，为了实现改良派改革社会的政治理想，梁启超还主要是从国家制度、政治思想方面来比较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之间的差距，那么此时的他则着重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来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梁启超指出：“凡一国强弱兴废，全系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手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注：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1899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这里所谓“习惯”、“信仰”，就是文化的心理结构，是塑造“国民性”的重要因素。同时，梁启超把不断涌现的新观念、新思想以“新民”为题从1902年起接连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最后汇集成册，名曰《新民说》。
    梁启超在20世纪初之所以能提出新民学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日本期间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和天赋人权理论。国家学说和天赋人权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人民的自由意愿，是为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不受外力侵犯，共同缔结契约而组成的一个整体。在国家中，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是权利的执行人，是人民的仆从，必须借助人民的力量，按照人民的意志活动。这一国家学说思想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全面展开。梁启超避难日本后，一开始便接触到了这一名著，深深感到卢梭的国家学说是引导中国走向富强的“药方”，是“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注：梁启超：《自由书·破坏主义》（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为此，1901年他特撰《卢梭学案》一文，全面阐释了卢梭的国家起源论、主权在民说和平等、自由等内容的国家学说，认为中国积弱积贫固然是封建专制政体造成的，但与中国民众长期不觉悟、全然不知自己的权利、责任而甘愿受人奴役的国民性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人能觉悟过来，充分认识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那么中国的独立和强盛就为期不远了。同时，根据卢梭的“天赋人权”理论，梁启超指出，既然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那么当人民的自由为强力所剥夺时，人民便有革命的权利。这就是说：“保持己之自由权，是人生的一大责任也，凡号称为人，则不可不尽此责任。”（注：梁启超：《卢梭学案》（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数千年中，人民并不知自己应有的权利，相反受压于君主官吏，长期处于无权、不自由的奴隶地位，这就造成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受治服从、麻木不仁的奴隶性，这种奴隶性使人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自由之心，只有依赖、盲从、谄媚的性情，结果在国人中形成一种安于现状被压迫受屈辱地位的顺民性格和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消极惰性，没有权利、义务观念，亦无社会责任感。因此，梁启超认为“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注：梁启超：《致康有为书》（1900年4月29日）。）。正是受“人民为国家主体”和“天赋人权”理论为核心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启迪，梁启超开始撰述和宣传他的新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