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是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第一排涌浪，它代表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经历社会变革阵痛后，深感全民素质低下而向往一种变臣民为国民、变传统的依附人格为现代的独立自由人格，改造千百年来人文历史积淀而成的奴性，造就一代具有崭新人生理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国民的宏伟理想，体现了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激情与沉思、以及中国社会思潮变迁的动向和思维焦点的转换，从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奠定了它应有的地位，深深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启蒙学者。《新民说》的社会思想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学术价值，即使在走出近代，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它所提出的某些思考仍不无借鉴价值。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经济的制约，梁启超在论述新民思想的过程中，对于中国国民性的优劣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注重揭露劣根性而忽略优良面的偏向。虽然他倡导“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但对何谓“本所有”者，论述显得粗略、泛泛而谈，不具体深入，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对国民劣根的全面理解。同时，梁启超在强调新民的重要性时，往往把国民性中存在的弱点都归结于封建的纲常伦理、家族制度以及政府政策、历代宣传等，忽视了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找到新民的正确道路。事实上，国民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其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根本改变人的状况，从而自觉地推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