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克服惰性，养成国民积极进取的精神。梁启超认为冒险进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的保证。“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欧美之所以在近代突飞猛进，中国之所以在明清之后一天天落伍，其根源在有无冒险进取精神。欧美的哥伦布、麦哲伦、华盛顿、拿破仑、克伦威尔、林肯、富兰克林，都是敢于冒险，执意进取，才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进取冒险精神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原因是，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热诚；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胆力。四者交相辉映，相互促进，遂产生无穷之动力，助事业之成功。然而，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从来就不具有进取冒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导致国民不仅失去并以鄙视的目光来看待这种精神（对进取冒险，“不曰好大喜功，则曰忘身及亲”），一是受了老子“无为而治”的“谰言”影响，二是因“诵法孔子者”，往往“遗其大体，摭其偏言”（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所致，即抛弃孔子“狂”、“为”、“乾”的一面，而取其“狷”、“勿”、“坤”的一面。因此，按照“淬厉其所本有”的原则，梁启超大声疾呼，要求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那些原有的进取冒险精神，以更新国民的精神风貌。
    3.克服重文轻武之习，弘扬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中国自古就有“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阵无勇斥为非孝”的“尚气任侠”的尚武精神，但因久居大一统局面，国民“则习为礼乐揖让”而养成一种重文轻武之见。（注：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因此，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列强欺压的惨状以及世界上流行的“强权政治”、“铁血主义”，梁启超大力提倡国民弘扬尚武精神，主张国民要强心力、壮胆力、增体魄，重振雄风。他急切指出：“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狞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注：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这里，梁启超把尚武与增强国民体质结合在一起，以铸炼刚健奋进的国民精神，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远见的。
    4.根除“奴隶性”，培养国民具有独立自由思想。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成为新型的近代国家，必须培养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新型国民。然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人们麻木不仁，养成了一种“奴隶性”，甘心受奴役、受束缚箝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88、235、272页。）因此，要真正革新中国社会，避免亡国的厄运，首先必须根治国民的“奴隶性”，用独立自由之思想启蒙教育国民，从而培养新型的理想人格。
    当然，梁启超所谓的独立自由，从哲学范畴来说，归结为人的自我精神的自由。他说：“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虽然，人莫不有两我焉：其一，与众生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于人间者是也；其二，则与七尺对待之我，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就是说：“我之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待的“我”的自由；二是与自身的肉体相对待的自我精神的“我”的自由。关于前者，梁启超主要强调了我与人、己与群的关系；关于后者，梁启超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除心奴”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奴隶性”可分为“身奴”和“心奴”两种。（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所谓“身奴”，指的是人之奴隶于我，也就是被迫屈从于外在压力；所谓“心奴”，指的是我奴隶于我，亦即盲目依赖、服从外在权威。两相比较，梁启超指出：“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为末矣。”（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为此，他列举了种种“心之奴隶”：诵法孔子，“为古人之奴隶”；俯仰随人，“为世俗之奴隶”；所任命道，“为境遇之奴隶”；心为形役，“为情欲之奴隶”。如此种种“心之奴隶”是“我”获得自由的大敌，所以“若有欲求真正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注：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梁启超深信，只要破除“心奴”，让理性自由活动，真理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学术才能获得自由发展。
    同时，梁启超还用西方人具有的权利观念来观照中国国民的奴性，认为人的权利思想与人格的自主独立、人的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权利思想，人们才会自觉地追求自由，捍卫自己应得之权利；没有权利思想，自然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人的自由。因此，人失去了治国事、定国法等等之权利，也就沦为奴隶。所以，梁启超期盼用科学和理性之光扫除以往数千年奴性之营垒，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自由意识以及独立的人格，使国民具备一国民之资格，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5.新民德，重建现代伦理价值。改造国民的旧道德观念，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也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88、235、272页。）后来在《新民说》中，他又专门写了《论公德》和《论私德》两节，从伦理学上讨论了“我”与人，己与群的关系，鼓励人们无所畏惧地向旧道德宣战，进行道德革命，以建立新国民新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