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学术研究方法之意义。前面的讨论中我曾提到，进化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在严复学术生涯中是自始至终的；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因为严复的示范与倡导，用进化论研究社会历史、意识形式乃至人性等问题已成了一种普遍风气。梁启超认为历史就是进化的历史，研究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现象，求得人群进化之公例，将进化论引入历史，建立新史学。章太炎不仅用进化方法描述了自然至社会进化的历程，而且用进化论考察人性、生活现象。孙中山用进化论解释自然、社会、知识等领域的进程。李大钊、陈独秀则用进化论说明道德变革之必然。不难看出，进化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用来研究社会、历史、人自身、意识等现象已成为普遍风气，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这方面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则显得十分妥当--“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发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注：《孙中山选集·孙文学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Ｄ。对社会实践与风气变革之意义。严复进化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宇宙的公例，这就给人们一种危机感，但又存在免于淘汰的机会，那就是参与竞争，因此中国人如不想灭亡不想淘汰，那么就必须勇敢地站起来，自立、自强。进化论宣传进化就是进步，未来是美好的，中国人的未来也是美好的，这又给倍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以光明、以希望。严复进化论宣传“能群善群”是保种保国的基本条件，人人自私，而且互相攻斗，是无助于在世界民族大竞争中获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对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胡汉民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注：胡汉民：《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出版社同上）。）不难想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是如何的崇拜、信奉进化论，是如何的为进化观念所范导，它深入人心，改铸着人们的观念，也改造着中国社会。
    ⒊严复进化思想之局限。
    Ａ。重争斗轻互助。严复宣传进化论时，把竞争作为进化的基本原则，不积极竞争，则必将失去优势，必将被淘汰。如果说强调竞争对中国人自立、自强于世界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国内各民族之间、在人们生活之间，则有激发着人们“你争我斗”、“你死我活”的心态的消极作用。我们不能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党派斗争，派系斗争，民族斗争，军阀斗争与严复过分强调进化论中“竞争”没有关系。事实上严复自己在《天演论》发表不久便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错乘缪，洹上逢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竟，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注：《严复集·与熊纯书（六十三）》（三）。）而李石曾、蔡元培、孙中山提出“互助”论显然也有遏抑进化论过分强调斗争作用的意图，李石曾说：“竞争而不互助，则偏于太烈，……太烈，则过进化论之用”（注：李石曾：《无政府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出版社同上）。）。蔡元培认为，“互助”是从进化论中引出的一条公例，孙中山认为竞争是物种进化所遵循之原则，而“互助”应是人类进化之原则，并且认为国家社会如不遵循“互助”原则，便达不到进化之目的（注：《孙中山选集·孙文学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严复宣传进化思想过程中片面强调“争斗”倾向的一个纠正。
    Ｂ。重直线式进步轻迂回式上升。前面的讨论笔者曾经提到，严复进化思想中并没有完全略去物种进化中的“倒退”内容；但无可置疑的是，严复宣传进化思想过程中，确实有一味强调进化的不可逆性、直线式、进步性倾向。所谓“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所谓“人类的发展，决无退转之文明”。这种宣传，理论上可导致如下偏颇：第一、诱使人们轻视社会实践的困难，形成实践上的盲目主义，而且由于对未来过于乐观，也容易导致实践者对可能遇到的困难缺乏心理准备。第二，将时间秩序作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新的未来的即是进步的，旧的、过去的便都是要天亡的。鲁迅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注：《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见，将进化等于进步的宣传，所带来的后果已为同时代学者所发现，并进行纠正。
    Ｃ。重渐变轻突变。前文的讨论中，我们曾经指出，严复虽然主张事物进化的形式是渐进的，但他并不反对事物的“质变”，因为严复虽然否定事物的“突变”方式，但却认定事物的“质变”可以靠点滴改良的方式去实现。所谓“民之可化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注：《严复集·原强》（一）。）由于严复将渐进方式扩大为宇宙万物遵循的方式，而且由于他的宣传往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使渐变、改良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康有为主张“全变”，但这个“全变”都只能在渐进中完成，是不能“躐等”的。梁启超则认为事事物物的变化都是“拾级而升”，不能有任何超越秩序之为。
    总之，就严复进化思想来源看，是一综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产物，这种选择与综合明显地受到中国当时社会现状影响；就严复进化思想特征看，则是在动态宣传过程中呈现出体系的进化思想，这些特征的存在更为明显地反映出严复进化思想与中国当时社会现状、民族命运的关系。这就使得严复进化思想在内容上呈现出“本文态”、“转述态”、“再生态”三个层次。“本文态”贮藏了严复进化思想所有信息；“转述态”则是经由严复个性与社会因素过滤了的信息；“再生态”则是接受主体对“转述态”的严复进化思想的自我选择。严复进化思想的价值、影响与局限应从这“三态”中去寻找，本文正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