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说，人类的过去时历程的集合便是历史。这是一个巨细无遗的历时性总体。这个总体“曾经”不中断地以它的全部的生动鲜明的色彩、声音、运动形态存在着，并把今天不可抗拒地推出来。这个历史是历史的自在的原态，是真正的初始意义上的历史。但是，这个历史已是绝对无法原样重现，而且，也无法保留一个副本。这种状态的东西无法副本化地制造，也没有空间可以保存这个副本。
    因此，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都没有、也无法看到“历史”的最本原的面貌。他们的直接可观察对象已经不可能是原态的历史，而不过是遗留态的历史，即原态历史中产生的可以用物化符号凝固下来而在保存传承过程中尚未毁销的原态历史的遗痕。这个遗留态的具体存在形式可以是正史典籍、档案、回忆录、传说、文学和艺术作品、墓葬、古建筑、化石、历史博物馆藏品，以及现代的声像资料等等。历史研究者的工作犹如从一片残骨、几颗牙齿化石上拟塑出古生物的整体形态一样。然而，后者的组合模式也许只有一种或有限的几种，而前者的组合的可能性则太多了，以致于哪怕面对相同的历史遗留材料，不同的史学家却描绘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复原像”。
    历史研究者的工作便是以自己的观念结构、对材料的理解角度、方式、深度、对之进行取舍选择的重组。这其实已经是一个主观化了的“客观”图景，是在陈述中完成的评价。这个重组的陈述就已经是评价——隐性评价；倘若再杂以评议褒贬，分析综合，就是显性评价了。历史考察者由此而贡献出了一个评价态的历史。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保存自身历史的手段也在丰富和发展。前文字的人类历史，其史迹遗留是极有限的。而有了文字之后，历史的可遗留部分大大增加。如果说历史学对于前文字的遗留态历史的把握及由此而推知的历史原态还是十分模糊残缺的话，那么，有了文字以后的遗留态历史相对来说已丰满、清晰多了。历史学通过研究而达到对原态历史的具有更大的贴进度的推知。可是，无论有怎样发达的历史保存手段，也无法使遗留态历史与原态历史整体同一。任何深入周密的考古发掘与史料收集也无法使二者等同。而且不难想象，确定时间内的历史遗留的材料总会是一个定值，历史学不应该指望从“收藏品”的全面展示中获得无尽的发展。也没有哪个史学家是在指望这些材料的齐集后才构筑自己的历史著述。对于历史的评价性结构（史著）的建立来说，一切相关材料不可能是全备的。
    遗留态历史经历史观察者按自己的概念框架、研究目的的取舍组合而变为历史著述——评价态历史，这决不是一个机械的反映与被反映的过程。如果说某个历史著述体系探寻到了历史的某种发展“规律”的话，那么，这个规律既非从原态历史中自生出来的，也非与原态历史百分之百对应的，而是历史观察者以自己的概念系统整合、抽绎、“创造”出的遗留态历史现象的有序关系的抽象涵义。那么，原态历史（原象）与通过遗留态历史（遗象）这个中介联系起来的能动整合的映象（史著）就不可能是一种一对一的直接反映关系，而只能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对应关系，而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拓扑学关系，只能是一种准拓扑学关系。同时，具有重组功能的评价结构又作为一个设定，一个底本，一个被期望对全部历史有效的“叙述模型”，成为看待所有遗留态历史现象的出发点和比照系统，整理和规定着纷繁的遗留态历史现象，同时也是对原态历史进行有序化推知的框架。这样，就不仅是原象经由遗象而被主体整合为映象这样一个单向过程，而且，映象既然是由能动的设定所造成的整合，那么，这个能动设定也有一种与前一个单向过程相对应的逆向过程。这样，遗留态历史与历史观察者之间就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历史就是那个只在想象中存在的历史原态；而通常的史料收集考订，考古发掘等等，不过是扩大遗留态历史的努力，这是历史学的初级工作。历史学的最后目的就是依据遗留态的历史建立历史的评价性结构。上述论列可简示如下图：
    对历史－历史学系统的基本结构有了了解之后，就可以说，传统史学所追求的那种对原态历史的真实描述，精细确认，以及对历史原态的复制，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传统史学总是相信，历史学的意义仿佛就在于发掘被湮没、被人们遗忘或歪曲的真实的原态历史。这样，历史学的最高实现手段就成了收集和确证人类过去时文明的“化石性”材料。而这实际上不过是史学操作中最初级的工作。
    历史学的实际操作对象是遗留态历史。这个遗留态历史也不是一个确定的存在，在量和涵义上都是不确定的。至少有两个基本原因在起作用。其一，我们称之为留传递减律：首先，“化石性”材料在递减。在确定的历史时期内，遗留的历史材料是一个定值，没有再生或增殖的可能，而这些材料却会在时间的自然作用下以及各种社会和自然的变动中不断毁销。同时，有些“化石性”材料随着年代的日益久远，它的某些文化涵义也会不断脱落，有些虽有物化实体，其文化涵义却已无法破译，慢慢失去其作为历史材料的意义。这个递减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宇宙过程”。其二，历史材料的遗留量同对这些材料的珍视程度成反比，历史观察者与历史材料的相距时间同对这些材料的珍视程度成正比，我们称之为时—量—值嬗变律。历史越是久远，其“化石性”材料会越少，那么，这些还遗留着的材料所承担的对那久远过去的了解作用就越大，在它们身上被赋予的关于那久远未知的文明的想象性内容也就越多，在它身上生发出来的文化信息也就越多。因而时距越长，存量越少的历史材料的价值越是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