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炮声轰开了封闭的中国，具有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一下子被置于一个广阔而又陌生的时空环境之下，异族的严峻挑战同时也造出了一个千古未有的生死存亡问题。中华民族被动地被纳入世界整体，民族的安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都荡然无存。这就是民族竞争的残酷性所在。而要夺回这些昔日的荣誉就只有积极应战，参与民族竞争，探索制胜的策略，由落后者再变强者，从竞争中振兴。应当说，这是贯彻近代中国始终的一条主线。可惜好象从这角度研究的不多。
    在西方崛起并统治世界以后，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基本看法，即中国人理解不了西方人的新挑战，因而亦不能对鸦片战争之后的新形势作出反应，结果，中国落后得越来越远。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世界中缺乏竞争力。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近代中国虽然是较消极地被纳入世界体系，但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反应是及时和有力的，与同时代同状况的东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反应基本上是最迅速、最有力的，中华民族并非一无是处。笔者的基本看法是：近代中国成功地解决了要不要参与民族竞争的问题，但在如何参与民族竞争上屡屡受挫。这在近代中国的三大阶级，即封建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身上都是一样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封建统治阶级。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注意到近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对封建统治阶级较多的就只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近代世界还存在着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整体性质，存在着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存在着普遍的民族竞争。从这个角度看，封建统治阶级还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有其积极性的一面，这种积极性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相聚合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近代世界的很多例子说明，在残酷激烈的国际性民族竞逐中，封建统治阶级在维护民族安全，争取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使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上，始终还是一个积极参与的阶级，有时甚至起到发动者的作用。
    近代初西方世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柯尔柏，俄国的彼得大帝，普鲁士的君王；十九世纪东方世界埃及的阿里，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印度旁遮普的国王拉·辛格，泰国的朱拉隆功⑤，日本的明治天皇和武士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民族竞争，并做出成效的典型。封建统治阶级在本民族被卷入世界整体后，是有条件与外部世界发生交往的阶级。他们了解国际的险恶形势和本国的危险处境，也充分认识到国家强弱与自身统治地位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就懂积极参与民族竞争的道理。
    近代中国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参与民族竞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后达成了共识。19世纪40-50年代，认识的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少数与外国有接触的官吏。林则徐、魏源、包世臣、姚莹等有一定代表性。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基本上处于昧于外情时代，一般人心目中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概念。“半部论语”等经典支撑起来的伦理文化优越感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国际秩序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一道极厚的屏障。林则徐这代人率先冲开了一个缺口，呼号国人去认识那“寰瀛之大”的世界，即以民族和国家为单元的整体世界。当他们认识到整体世界残酷的竞争之后，亦就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所处的不安全、不平等地位。于是他们也开始了对竞争手段的探索，就有了“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要求。
    19世纪60-80年代，认识的范围扩大到封建统治阶级上中下官吏阶层。随着西方世界工业化浪潮的全面铺开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民族竞争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此有了新的认识。李鸿章在70年代曾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里余，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力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制，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⑥基于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他们也呼号：“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绌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他们的呼号有了回声，出现了“自强”、“求富”为主的洋务运动。社会化大生产的机器设备、船政、武备、工艺、铁路、矿务。进而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古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等西方科技被大量引进。洋务运动是一场民族竞争运动，封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阶级利益和振兴民族国家、争取国际上的平等地位的民族利益是重合的，其性质类似于上述的彼得领导的俄国民族竞争参与运动。
    19世纪最后10年和20世纪最初的10年，最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被摧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光绪皇帝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分别推行了维新变法和新政。前者之意义早为史学界公认，后者虽然是在击败前者之后实施的，但亦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对维新变法的反动。二十世纪初的中华民族在东西方民族的夹击下，处境艰难，慈禧“每一念及，常为泪下。”多少还有点从民族的全局来考虑推行新政。她“更张”的目的是求“振作”，这是符合近代民族竞争要求的，只可惜来得太晚，特别是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势力已登台领导民族参与竞争的情况下，慈禧之新政的阶级利益已压倒了民族利益。
    近代世界史表明，封建统治阶级通过领导民族竞争，实施自我改造和更新，同样可以建设新社会，不一定非要通过革命，普鲁士走的不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就近代中国而言，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也主张改革，主张参与竞争，但并没有真正理解民族竞争，没有真正起到民族竞争领导者的作用。在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极弱的情况下，他们也未能通过自身的改造导引中国迈向新社会。因此他们的民族竞争活动总的来说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