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失败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但最主要的因素在他们组织竞争的基本原则上。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组织与参与民族竞争上始终无法基于平等的原则，这就使他们陷进诸多的自相矛盾之中而分散了竞争的力量。一方面，他们追求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又迟迟不愿承认其他民族和中华可以持平等地位。林则徐时代的人视外族为“夷”，洋务派变“夷”为“洋”，不论是“夷”还是“洋”，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始终认为中华民族具有他族不能比拟的优越之处。特别是有纲常名教等圣人的“道”、“本”，远优于西人的工艺科学以至政法制度等“器”。甚至西方的物质文明“器”亦不外古代中国流传过去的。这种不平等的思想基础使从林则徐到慈禧时代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放下架子。虚心地学习他族之长，认认真真地探索竞争致胜之术。因此从根本上讲，他们并不懂如何参与近代世界的民族竞争。
    其次让我们再看一看农民阶级。农民阶级是中华民族人数最多的阶级，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是民族竞争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直接发动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两次捍卫民族独立和安全的伟大运动；第二，出现过要求与他族进行全方位竞争的纲领。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对近代世界挑战的应战，近代中国农民用上刀山下火海的民族英雄气概表达了他们对民族地位不安全、不平等的直接看法，这总要比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强烈得多。这也不奇怪，自中国被纳入世界整体后，整体世界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经济与技术优势首先要冲击和打垮的就是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与自然经济紧密结合的农民阶级在国门被打开后，率先尝到了民族不安全和不平等的苦酒，促使他们以自己习惯的那种暴力武装形式去参与民族的竞争。
    用武装起义表达农民阶级参与民族竞争的愿望是近代东方世界常见的一种形式。但中国的农民阶级并不拘泥于武装参与这样的简单形式。它还有全方位的参与竞争纲领，这就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编》。洪仁玕自己在《资政新编》中说，他要通过这部文献谋求“与番人并雄之法”，这是典型的民族竞争之要求。洪仁玕看到了世界整体发展的大趋势，因而主张在外国不干涉太平天国内政和“国法”的前提下，与外方展开交流与竞争。为获竞争之胜利，洪仁玕提出了一整套以提高竞争力为主旨的全局改革方案。中国农民阶级在当时中国的背景下能提出这样一个全方位的竞争纲领，是整个东方世界仅见的。拿它和中国封建阶级参与竞争的纲领，即在洪仁玕之后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相比较，《资政新编》所反映的思想和主张要比《校邠庐抗议》深刻而详尽，这也说明近代中国农民的胆量和气魄。
    但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有着致命的弱点。作为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农民阶级长期被困在极窄的活动圈子里，其视野极其有限，此其一。长期的农业经济生活和封建国家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农民从内心深处鄙视商业和工业，此其二。这两致命弱点使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不可能全面透彻地理解以市场为轴心，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近代整体世界，因而也就不真正懂得与整体世界各民族、国家如何进行竞争，特别是展开军事之外的竞争。这就决定了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不可能推行和义和团运动中的那种笼统的排外主义。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资产阶级。近代世界最强烈要求参与民族竞争且最善于参与民族竞争的力量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竞争的生产，为了竞争的胜利，资产阶级不断增加资本，降低成本，扩大销路，直到冲破国界而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所在。
    近代的资产阶级利用工业和商业的优势，在全世界逐一排挤了种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把各民族、各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卷入了竞争。世界市场和整体世界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范围竞争场所罢了。在世界体系里竞争的资产阶级最了解国际上矛盾和势力对比，最了解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长短，最有条件造成和参与竞争，亦最善于竞争。
    在近代中国80年代的历史行程中，有近40年的时间是由资产阶级唱主角的。从近代中国后40年的发展可见，每当民族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就是资产阶级活跃最积极的时期。日本这一弹丸之国的挑战，全民族精神大觉醒，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二百兆以后始也。”⑦资产阶级在这全民族激昂时期最活跃，于是有了戊戌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之威胁及二十世纪初外族之横行孕发了资产阶级以推翻旧政权为条件，由资产阶级全面领导民族进行竞争的辛亥革命。这都说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进行民族竞争的最积极鼓吹者。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具体表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参与民族竞争的要求。首先民族主义被摆到了第一位。民族主义提出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已陷入“外邦逼之”的境地，它有“反满”的内容，但正如《民报》载文反复强调的，“反满”、“排满”只是排清王朝卖国的皇室、宫吏，民族主义的主要敌对目标是指向危及中华民族生存安全，使中华民族处于奴役地位的来自整体世界的民族。所以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说：“是故排满者，为独立计，为救亡计。”不论是汉人还是满人，只要它“永为被征服者不能独立”，“与外邻之深演民族战，必至皆亡，则无贰也”。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比任何阶级都高举民族主义这面旗帜，一方面说明了资产阶级对民族竞争的重视，另一方面说明了近代中国参与民族竞争的水平在提高。
    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实现民族主义的手段和保证。近代中国前期参与民族竞争屡屡受挫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之落后不仅仅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关键是制度之落后，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落后。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学西方、与其竞逐，而是如何学、如何与其竞争。于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想到了通过发动全民革命，推翻旧的体制，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和追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目标和实现手段。这与近代世界的西方资产阶级走着同样的道路，16世纪以来的无数次资产阶级革命，归根结底是为竞争开辟一个广阔的天地，所以在摧毁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后，“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⑧。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能走到这一步，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