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的原则，不仅要求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整体性原则，同时还要求掌握和运用其发展的原则。作为具有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每一个原理、范畴，都同其余的诸原理、诸范畴有着内在联系，整体原则本身就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关于发展的学说，其主要思想是：它从事物、现象的暂时方面，即从现象的发生和消灭的观点去考察现象；它认为发展过程不只是渐进的量的变化，同时有质的飞跃；事物或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矛盾，某一现象的内在力量之间的相互抵抗，构成事物、概念和现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一切现象时，首先要运用矛盾运动的分析方法；其次，对矛盾运动的分析，不能只注意矛盾斗争的方面，同时还要注意矛盾同一的方面；再次，在分析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看到发展过程中的主流，又要看到其主流。在发展过程中一般情况和特例是并行不悖的。发展除了一往直前的运动，还有曲折迂回的前进。有时，后者表现的更为经常，因为任何现象都是具有种种复杂性的具体的统一体。因此，不能单独孤立地运用发展原则去说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贯彻和运用发展原则，首先不能脱离开历史主义的、现实的经验基地。因为在说明从什么发展到什么以前，对发展过程是不清楚的，必须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才能把前后两个“什么”区别开来。发展的观点就是生成的观点，即产生和消灭的观点，没有历史主义的原则，就不能有真正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发展是为了提高和完善现实的经验基地，即满足时代提出的需要。事实上，脱离了现时代需要的经验基地的发展，是一种空洞的抽象的观念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发展。
    （三）
    恩格斯早在1844年就说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⑤还指出，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就完全是犯罪，是为了自圆其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是在做这种犯罪勾当。他们拜倒于垄断资本主义文明之下，诅咒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诬蔑为“民族虚荣心”的根源。他们把现代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高度发达的“高熵文化”，是真正“人的文化”，是充分的“工业文明”；把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说成是应该予以彻底否定的“低熵文化”，是“农业文明”。他们以抽象的人、抽象的文化，来否定现实的人和具体的民族文化，鼓吹西方现代文化至上，民族文化至劣，主张“全盘西化”，坚持庸俗、浅薄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这是在文化问题的认识上对历史主义原则的典型违背。
    当代科学文化运动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和东方古代科学文化大交叉、大汇流。美国著名学者普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曾说，相对论、量子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观念，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现代科学技术中最辉煌最有影响的理论的科学哲学背景，竟与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有许多基本的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种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成果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将汇成一股将科学文化引向深处的潮流。
    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的规律表明，在后的、新的理论内容和知识体系的诞生，总是依着在前的、旧的理论内容和知识体系的基础、并吸取其积极内容而建立起来的。早先的、在前的体系被后来的、在后的体系所扬弃和包容。科学知识的这种逻辑发展趋向和过程，亦如黑格尔说的：“早期的体系被后来的体系所扬弃，并被包括在自身之内。”⑥这也就是马克思明确说过的，历史的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从自然科学知识发展的历史看，新的“体系”既是对原有“体系”的否定和挑战，但又是对原有“体系”作了兼容。所以原有“体系”并未消失，依然有其长期存在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原有的“体系”“只是小了，成了广阔背景的一小部分”，即使它们相容地放入了一个更大的知识体系中了。文化问题，也是如此。
    纵观人类文化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它既有普遍性的相同方面，又有它特殊性的差异方面。每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传统都是特殊性的差异表现，但其中却寓于普遍性的因素，不过这种普遍性的因素并不是普遍性本身。文化研究不能忽视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但这种研究必须从特殊的具体文化出发，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了解和掌握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或普遍原则之后，还必须再回到特殊的具体的文化现象或文化传统中去。这既符合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发展的规律性，又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全盘西化”论者，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具体的、特殊存在，是典型的庸俗、浅薄的文化虚无主义。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的发展大道，中国人不能没有现代文化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特有的素质和特有的价值。文化存在的世界性，并不是否定文化存在的民族性。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世界近代的历史，都表明文化的世界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文化的相互接近，共同文化价值的形成，并不泯灭各民族的文化个性，反而会促进各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和发展。辩证地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发展的前途，是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树立历史观点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页。
    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3—44页。
    ③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557—558页；第一卷，第650页。
    ④《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238页。
    ⑥黑格尔：《小逻辑》中文版，第190—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