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官方在行用《大统历》的同时并未放弃改革。学界对此虽给予了较多关注，而对发生在正统末至景泰初的历法变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明代《大统历》系统中最初行用的昼夜时刻是南京数值，英宗将其改为北京相应时刻，景帝登基后又改回南京时刻。前人论述此事，常以景帝时复旧为历史倒退立论。如周绍良先生评论说：“彭德清所上言是科学的，是按北极地理求得的，但被一些保守腐儒所否决”，①语焉未详。陈美东先生观点与周氏相类，对整个事件过程未进行更多探讨。②景帝复旧之缘由，迄今未见合理解释。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整个事件的过程及相关背景进行初步考察。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英宗朝修改《大统历》昼夜时刻
    历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活动中具有特殊意义。任何政权建立之后都要颁历天下，以示其为“正朔”之所在。吴元年(1367)冬至日，太史院使刘基进献《戊申岁大统历》，明太祖朱元璋将其颁行天下，自此通行《大统历》成为一代定制。明初的《大统历》主要是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略加改编而成，其中一项重要的变动就是将《授时历》所使用的元都北京昼夜时刻数值改为京师南京的相应时刻。这是因为帝王肩负着“敬授民时”的职责，而自金元以降，官方又以都城所在地的昼夜时刻作为其时刻制度之标准。金代《重修大明历》昼夜时刻尚沿用宋制，以开封北极出地计算而来；而元朝建都北京后，其《授时历》改为北京数值。这种出于政治考虑的数值选取就此成为历法技术规范的一部分。
    成祖通过“靖难”夺得帝位后，开始营建并迁都北京，但中经洪熙、宣德两朝反复，直到正统六年(1441)，才最终确定。③在此过程中，明廷于正统二年(1437)开始将南京观星台的各种天文仪器复制运到北京进行铸造安装。④正统十二年(1447)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向皇帝上书汇报了使用新铸仪器的测验结果：
    钦蒙造铸铜仪，委夏官正刘信考较测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度数、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至日出辰刻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刻一刻，昼刻六十二，各有长短差异。⑤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北京的地理纬度高于南京，故北京的昼夜时间与南京不同；就北京的冬至日夜晚和夏至日白天时间而言，其各比南京长达三刻，这些差异在时间计量上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永乐以来，朝廷行用的漏刻制度仍为南京系统，如此报时会与北京实际明显不合，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彭德清建议“今宫禁与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⑥。英宗采纳其建议，命内官监根据实测的北京昼夜时间改造漏刻制度，准许彭德清将《大统历》系统中所使用的南京昼夜时刻改为北京相应时刻。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钦天监编造十四年(1449)历日(历书俗称历日)时，其昼夜时刻数值就采用了最新的北京实测结果推算。这与明初《大统历》对《授时历》昼夜时刻改动的思路同符合契，与当时历法技术规范的要求一致，是合理可行的。
    由于《大统历》的修改是历法的技术层面问题，天文历法之学又为官方所垄断，故虽有变更昼夜时刻之举，其起初仅关乎天文官员，并未立即引起社会关注。另一方面，历法对社会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通过国家统一编造并颁行历日来体现。历日是古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其每日下各有历注。有了历注的引导，人们才能根据吉凶宜忌安排行事。为了体现国家对时间的控制权，历注中还附有昼夜时刻制度标准，对不同日期的昼夜时刻作出规定，指导着普天之下的漏刻改箭，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代社会直接影响从上到下的日常起居。
    近年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出版，所收录的明代大统历日中，恰有这次改制前后所编的正统十三年和十四年本，对比相应日期的历注，就会发现昼夜时刻明显不同。⑦无疑，前者采用的是南京昼夜时刻，后者为北京昼夜时刻。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英宗亲临奉天殿，将正统十四年历日颁赐文武群臣，随之流布民间。当朝廷上下、闾巷小民接到政府新颁的历日，发现历注中的时刻制度与往年不同，会做何反应呢？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当时的文献记载，仅在后世的追述中发现一些线索。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正统戊辰，上从钦天监正彭德清之请，改加冬夏二至昼夜各五十一刻，颁次年历，时皆叹诧为异事。”⑧又称：“是冬所颁大统历日为十四年己巳，夏至之昼、冬至之夜，俱书六十一刻，见者皆骇愕，以为振古未有之事。”⑨此外，邢云路追论其事，亦谓“人骇以为异”⑩。虽然他们记载具体数字有误，但还是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当时朝野对历日昼夜时刻变更一事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