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岳正论己巳《大统历》
    颁历之后，朝野虽对时刻制度颇存疑惑，却是一度集体噤声。据沈德符说：“仅见岳季方所纪，亦以为怪，然亦北狩以后，追述往事耳。”(11)岳季方即岳正，字季方，正统十三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天顺元年(1457)入阁。黄云眉先生博览群书，涉猎甚广，其考证《明史·历志》时曾点出：“按岳正有正统己巳历议一文，载文集，可参阅。”(12)
    岳正文集《类博稿》收录《明故琴乐先生墓志铭》一文，其中回忆了他在颁历之后对《大统历》昼夜时刻变更一事的讨论，披露出一些细节：
    予及第之明年，颁己巳之朔礼成而观其书，书二至之晷有昼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怪其故。退而求古诸家历法，无有也。先生时为(钦天监)五官司历，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进士，因以所私问之。先生曰：“子以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会日，以日会天，天运常舒，日月常缩，历家以其舒者、缩者之中气置闰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积三岁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极，日行中道，冬至行极南，至牵牛得四十刻，为日短；夏至行极北，至东井得六十刻，为日长；春秋分则行南北中，东至角西至娄为昼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变。故古者以历名家者，必以其变者立差法以权衡之，则变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欤？”先生曰：“如子言诚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将居其职而不与其事邪？”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历者，圣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拨(揆)之，能无摇其支(本)乎？”予始悟当时用事者亦(方)赫赫，必以先生为忌。已而果有土墓之变，益以服先生之高识矣。(13)
    琴乐先生名王义，曾在钦天监任职，《大明正统十四年岁次己巳大统历》后所附的制历官员名单中，就有“将仕郎五官司历王义”字样，(14)说明他确实参与了历日的编写工作。王义之子王琮，系岳正同科进士，一度官居户部主事。需要指出的是，岳正及第在正统十三年，而十四年历日实颁于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故此处“明年”有误。另外，该年历日二至晷刻之长当为六十二刻，而非六十一刻。(15)
    确实，在明朝迁都的特定情况下，政府在修改历法时唯独变更昼夜时刻一项，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岳正感到无所适从，就基于自身的儒家知识结构背景出发进行判断。其论置闰，谓三十二日五十九刻，唯此数值不见于天文历法典籍。试取传统阴阳合历19年7闰之法推算，19年×12＝228月，置闰当添7月，为235月，即每年多出7/19月，积3年，则多出21/19月。取朔望月长度29.5日，则29.5×21/19＝32.60日，每日百刻，就与三十二日五十九刻基本相合。故可推断岳正经过计算得出此数值，以示编排节气置闰月规律的灵活可变，即“活者”。其论昼夜时刻，谓冬至日短四十刻、夏至日长六十刻云云，此数值当沿袭汉儒马融注《尚书·尧典》。而《大统历》昼夜时刻原为冬至昼四十一刻，夏至昼五十九刻，变更后为冬至昼三十八刻，夏至昼六十二刻，故句中数值应为泛指，其意为各节气与昼夜时刻长短之间的关系恒定不变，即“死者”。
    通过对比正统十三年和十四年历日即可知，改用北京昼夜时刻数值后，各节气与昼夜时刻的编排确实出现了较大变动。岳正无法接受这种变化，他以为历家当注重编排节气与置闰，而不应变更时刻制度。实际上，由于对历法技术规范未得要领，岳正的质疑出现了偏差。
    作为编历官员，王义看来也不同意变更昼夜时刻，语似旷达，却流露出不满和无奈。他进一步提出历法是“圣政”的根基，担心这次《大统历》的修改会动摇统治。王义闪烁其词的表现令岳正意识到来自“用事者”的巨大压力。
    其后，正是在新历行用的当年即正统十四年，发生了土木之变，明军死伤达数十万，英宗被俘，瓦剌兵临北京城下，一时人心惶惶，明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根据历法关系到王朝盛衰运数的传统观念，岳正遂将土木之变与《大统历》时刻制度的“不当”修改进行了关联附会。
    三、《大统历》昼夜时刻变更的政治背景
    《大统历》时刻制度的反复修改虽然前后仅两年，却为我们观察正统、景泰年间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提供了又一条线索。
    正统中期以来，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擅权，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即为其党羽。据《明史》记载，彭氏“素为振腹心，凡天文有变皆匿不奏”(16)。在王振的支持下，他甚至变更了祖制。如成化年间，钦天监五官灵台郎刘伸上奏追溯：“自洪武以来，凡天象有变，本台官辄自具奏，不用本监印信，至正统间，监正彭得(德)清等始变旧制。”(17)王振通过彭德清垄断了天文事务，成为其弄权的重要手段。于是彭德清“倚振势为奸，公卿多趋谒”，以一介五品监正而猖獗一时，与其有隙者，即被寻机报复。翰林侍讲刘球为彭氏同乡，却“绝不与通，德清恨之。”正统八年(1443)五月，雷击奉天殿鸱吻，刘球应诏上书，彭氏“遂摘疏中揽权语，谓振曰：‘此指公耳。’”王振“固已衔之”，当即大怒，遂矫诏逮捕刘球下狱并杀害。(18)即此可以想见，正统末年彭德清倡言时刻制度改革，必以王振为后台，故“举朝无一语诘责”；岳正等人虽心怀困惑，“当其时亦未能昌言相驳也”(19)。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朝野一片沉寂。
    正统十四年，英宗亲征瓦剌，王振、彭德清等随行。八月十五日，明军兵溃土木堡，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彭德清侥幸逃归。经此事变，彭氏被控“不择善地驻劄”，顿成导致“逆虏犯跸，邀留乘舆，扈从官军，肝脑涂地”(20)之直接责任者。郕王朱祁钰即景帝掌权后，立即下令查处王振一党，籍没其家。十月中旬，彭德清瘐死狱中，为了平息民愤，景帝“命仍斩其首”，罪名是“党王振，匿天变不奏，及从征，不择利地驻师”(21)，并将其全家发配辽东充军。
    景帝安抚了北京军民，打退了瓦剌的进犯，并顺应形势将英宗朝弊政逐一革除。明廷反思祸始，一时言路大开，而王振及其党羽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迟至景泰二年(1451)，仍有人因与彭德清相厚而被攻诘。(22)可以想见，“罪人”、“奸党”彭德清主持的《大统历》时刻制度变更，受其政治立场牵连，势必被视为乱政之举。于是大臣一改原先的缄默，“群然非之”(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