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上，《时政记》曾是一种重要的官修史书，兴起于唐朝，盛行于宋朝，元、明、清三朝则不再编修。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制度上多仿效明朝，文化上有强烈的“慕华”思想。对于文化繁荣的宋朝，朝鲜王朝也多有仿效，《时政记》的编修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时政记》之编修多有论及，却鲜有学人注意到朝鲜王朝的情况。本文试爬梳《朝鲜王朝实录》等原始材料，略加论及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并试图透过这个例子，分析朝鲜王朝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以求方家指正。
    一、唐宋《时政记》之编纂及其特点
    《时政记》兴起于唐朝，确切地说是兴起于武周时期。唐初建立了周密的史馆制度，沿袭汉朝旧制，设立起居注。起居注官随文武百官上朝，记录帝王起居言行、国家政事以及大臣廷对等重要的“军国政事”。唐太宗时期，太宗皇帝有时退朝后还与宰相等大臣单独商议要事，多涉及国家机密，起居注官亦可参与，并作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1]。但唐高宗时期，宰相许敬宗、李义府专权营私，他们密谋之时，经常不准起居注官到场，使得起居注多有缺漏，原来所定制度遂坏。武则天时期，宰相姚璹认识到“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他“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于是“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2]。其编撰方式，则是“以事采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2]（卷43《职官志》），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军国大事以及典章制度方面的原始记载。这样就从姚璹开始，为了弥补起居注制度的缺陷，由宰相撰著《时政记》。可见当时《时政记》乃是从起居注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史书。纵观有唐一代，《时政记》时断时续，并没有坚持下来。李吉甫分析其原因：“（宰相）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谓机密，故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璹修之于长寿，及璹罢而事寝；贾耽、齐抗修之于贞元，及耽、抗罢而事废。”[2]（卷148《李吉甫传》）故而有唐一朝，编修《时政记》只是为了弥补起居注缺漏而设的一项临时性修史制度，且真正成书的只有姚璹的《时政记》四十卷。不过，这一制度在宋朝得以发展，成为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
    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后，《时政记》的编修成为一项定制。有宋一代，其编撰制度也多有变化，初例以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后来以中书门下及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二府职掌不同，事务亦少有交集，乃由参知政事和枢密院副使各一人或二人负责编撰。从淳化五年（994年）开始，“自今崇政、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每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于对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条报本院，以备编录。”[3]（卷439《文苑·梁周翰传》）乃明确中书省与枢密院所编《时政记》的具体内容。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丙午，进一步明确枢密院《时政记》的编撰，“月终送中书。……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4]（卷1）每月汇总于中书省，再交史馆。太宗祥符五年（1012年），由李昉开始，开由皇帝先阅览、再付史馆的制度。当时三省及枢密院分设时政记房，为汇集材料、掌管杂务的机构。南宋时期，继续实行《时政记》的编修制度。故而宋代制度屡有变更，并非一成不变，但已是一项常设的修史制度。元明以后，此项制度则废止不存。元朝“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字椽掌之，以事付史馆”[5]（卷285《徐一夔传》引其《致王祎书》）。明清二朝也不再有《时政记》之编修。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政记》编修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最初它是从起居注制度中分离出来的，由宰相撰修，以弥补起居注之缺而设立，主要关注的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军国大事。尽管宋朝将这项制度由唐朝的临时性变为常设制度，基本内容则没有太大的改变。其由中书省所编之《时政记》和由枢密院所编之《时政记》，内容虽有不同，但以皇帝为中心则是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基本特点。编修的主要人员则是宰相，宋朝则为中书省及枢密院之堂上官，尽管设立时政记房，其房吏只负责杂务，并不真正参与编修事务。
    第二，《时政记》乃是直接为编修日历而作准备的，并间接服务于实录的编修。南宋章如愚谈及当时的史书：“（本朝修史）其凡有二：曰纪载之史、曰纂修之史。时政有记，起居有注，其纪载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实录云者，左氏体也；正史云者，司马体也；纪其大事，则有玉牒；书其盛美，则有圣政；总其枢辖，则有会要。其曰日历，合纪注而编次之也；其曰宝训，于实录、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6]（卷16）可见依当时人看来，《时政记》与起居注一样，乃是“纪载之史”，而“日历”正是“合纪注而编次之”书。宋人对《时政记》的价值品评甚高。朱弁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7]（卷9）诚如蔡崇榜所言：“编次《时政记》、起居注为日历，删日历为实录，修实录以成国史。《时政记》与起居注实际是宋朝国史修撰之初最为重要的史料汇编，是构成国史的史料基础。”[8]谢贵安亦指出：“宋代的《起居注》及《时政记》修纂的目的是为《日历》纂修提供史料，而《日历》最终又是为《宋实录》修纂提供史料。”[9]诚哉斯言。
    第三，《时政记》编成之后，月终实封，送史馆保存，除了为编修日历之用外，并不能随意取看，乃因其“事关机密”，必须严加保管。
    那么，这项修史制度是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朝鲜王朝的呢？传到朝鲜王朝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