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
    朝鲜初期编修《时政记》，乃是为以后实录编修保存史料。但到了中后期，因为它是记载当朝之政事、人物、制度，《时政记》竟然成为朝鲜党争的一个重要阵地。朝鲜王朝党争激烈，发生了多次“史祸”，其中燕山君时期的“戊午史祸”与明宗时期的“乙巳史祸”，皆或多或少与《时政记》有关，或者对当朝《时政记》的编修有直接的影响。《时政记》尽可能保持各种原始文献资料，对国王行为举止也保持实录精神，这样使得某些国王担心不利记录，故直接干预，燕山君李漋（1476-1506年）就屡屡干预。燕山君臭名昭著，在位十一年荒淫无道，残暴不仁，屡兴史狱，残害士类，后来被文武大臣废掉而放逐于江华岛。正是在燕山君时期，朝鲜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史祸--“戊午史祸”，亦称“戊午士祸”。
    朝鲜初期，儒林分为勋旧派与士林派，勋旧派乃忠实于朝鲜王朝并垄断朝政的一批朝臣，士林派则是忠于高丽王朝、不与新朝合作、隐居于岭南的一批在野儒士。成宗时期（1469-1494年）试图推行美政，开始起用士林派人物，金宗直、金宏弼等是其中代表人物，但引起勋旧派的强烈不满，冲突不断。燕山君四年（戊午，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士林派史官金驲孙编写《成宗实录》时，收入金宗直《吊义帝文》一文，勋旧派人士柳子光、李克墩指责该文借项羽弑义帝影射朝鲜世祖（1455-1468年）篡位，于是掀起了弹劾士林派的风潮。燕山君原本不喜儒士，遂借机惩处士林派人士，他指责金驲孙：“实录云者何谓也？若曰实录则当以实书之，汝之史草皆诬，何以曰实录？……世祖中兴，其功德逾迈乾坤，子孙相继至今。汝既畜反心，何以仕我朝？”[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丁未）认为金驲孙“以不道之言，诬录先王朝事”[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辛亥）。在勋旧派的推波助澜之下，燕山君将士林派人物金驲孙、权五福、权景裕、李穆、许盘等处斩，诛杀三十多人，金宗直被掘墓斩尸，其余士林派人士皆被驱逐出朝廷，史称“戊午史祸”。这是朝鲜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史祸，影响极坏。虽然是勋旧派与士林派的斗争，但燕山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桩“史祸”，燕山君对史书的编撰倍加关注，而对记载当朝的《时政记》更是处处干预。《朝鲜燕山君日记》论之曰：
    甲子以后，王追罪言事之人，凡论谏国政、君上过失者，或杀或窜，犹谓有漏，考《时政记》，罪之殆尽。又虑过恶传后，命春秋馆，其有涉言己过而书于《时政记》者，尽削焚之，犹追考不已，人危惧，因嘱史官，尽去之。故疏论言谏，多脱略不全。事虽失传，因此免者多，时以为天使之也。[19]（卷37，燕山君六年五月戊午）
    燕山君十年（1504年），有大臣上疏论其行为不当，他说：“人君不道，虽甚于桀、纣，为人臣者，固当隐恶也。今此骑马之事，则是予所为，姑置勿论，如宫禁隐微之事，乃敢揣度而言之，甚不可。”告诫说：“凡政事间事，则虽议我为桀纣可矣，如此宫禁事，揣度而言之，甚不可。为史官者，若不肖则必私于彼人，任己低昻，书诸史册曰：‘疏论如彼，而今乃削去。’彼虽如此书之，予固不屑。”[19]（卷53，燕山君十年五月癸巳）可见，他非常痛恨史官书其不当之行为。《时政记》应该依时编修不得延误，但燕山君担心《时政记》屡书其不道之事，故而痛恨，他甚至直接发布诏书，要史官为其隐讳：“前日不肖新进之辈，妄录不当书之事，是岂国家设史官之意乎？《春秋》传曰‘为亲者讳’，君父虽有过，犹当讳之，况书所无之事乎？前日金驲孙所书，若不暴着，何由得知？自今《时政记》五年一修撰，如有不当书之事，治罪。”[19]（卷58，燕山君十一年七月辛卯）史书应该本着实录精神，他却以“戊午史祸”中被惩处的金驲孙为例，要求史官不应书“不当书之事”，也就是应该为他隐讳。燕山君十一年（1505年，弘治十八年）二月八日，燕山君命令春秋馆堂上官查考《时政记》，燕山君对所上《时政记》条目逐一加以评断，并追究史官责任。一共查了九件事情，一一惩处相关人士[20]（卷57，燕山君十一年二月甲子）。他甚至指出：“史官记事，如用人、治民、政事等类外勿书。且以金驲孙为戒，作文以谕。”[19]（卷62，燕山君十二年四月己巳）因为史官屡屡违反，他竟然将《时政记》的修撰改为五年一修，故意不令史官依时编修，史官动辄得咎，故燕山君一朝之《时政记》大多残缺不全。有史臣曰：“《时政记》，前此艺文馆、弘文馆，常仕修撰。今则不然，旷月未修，史事陵夷，渐不如古。自废朝以后，人心怯懦，士气沮丧。撰史者稍有危言，辄割去，至于日记撰集之时，了无可记之事。”有史官直接指出：
    废朝日记撰集之时，臣亦参焉。考于日记，了无所记，求诸家史，但书阴晴，故废主行事，不能悉记，是诚弊习所使。且前时史官，非但记朝廷之事，兼书大臣之过，故起戊午之祸。以此为史官父兄者，戒其子弟，毋得如是，故士气日以陵夷，记史渐不如古。[13]（卷13，中宗六年正月己卯）
    可见，“戊午史祸”之后，士风不振、史官畏避、“但书阴晴”而已，一直影响到中宗年间。“戊午史祸”既是一起勋旧派与士林派的党争，也是一起燕山君企图控制史官修史的事件，影响极坏。明宗二年（1547年），《时政记》修成后，以领议政尹仁镜、左议政李芑等为撰集厅堂上官，准备编修《续武定宝鉴》，乃将乙巳年（1545年，仁宗元年，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九月、十月《时政记》移往撰集厅以备参考，但引起艺文馆史官不满。他们上书反对，以为“当代史记，自古未有披览，虽兼春秋官，修史入藏之后，则例不得出见。今者……移送撰集厅，此古所未有，至为未安。若一开端，则恐违重史之义，而后世无史官尽职之路也”。进而指出：“况《续武定宝鉴》撰集，虽非《时政记》，既有《承政院日记》，又有罪人推案。当代史记，请还藏于春秋馆，以重史事。”[25]（卷6，明宗二年癸卯）《续武定宝鉴》撰修官们辩护道：“顷者艺文馆官员等，不问于臣等，以当代《时政记》不可轻易出见之意，径自启达，即还藏春秋馆，其于事体至为颠倒。请并推考，《时政记》亦还移参考。”[25]（卷6，明宗二年正月乙巳）明宗国王批准其建议，最终《时政记》还是作为《续武定宝鉴》的参考资料。就此乙巳年三个月的《时政记》，竟然又引出一桩史祸，史称“乙巳史祸”。
    前面提到《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录事实，还有许多评论语，正是因为这些评论，引起领议政尹仁镜、左议政李芑等人不满，故而将其揭发出来。在这三个月的《时政记》材料中，既有指责朝臣不当之言，亦有讽谏国王行为不妥之语。如九月初三日《时政记》书：“上好鹿肉，尤好鹿尾。外方进上，或有不得生鹿者，有以生獐代进者，上谓近侍曰：‘十首生獐，安能当生鹿一首？’又于今六月患痢，思极新鲜之味，内侍传于承旨，承旨等承意图之，生鲋鱼及银口鱼等物，或多从外方而至，上命停之。”特别记载明宗国王好鹿尾，并批注曰：“主上今方宅忧，而年幼，故如此。”[26]（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指出明宗国王当时尚在丁忧之时，尚思美味，似有不孝之嫌，以其年幼无知为其开脱。这种评论有大逆不道之嫌。除了说国王行为不当之外，尚有其他许多评论，几乎所引的史事都有修《时政记》史官的评论，引起了撰集厅诸官的不满，上书国王：
    臣等以《武定宝鉴》撰集事，取乙巳年八月《时政记》披考，则罪人招辞，略而不书，逆贼供下，多书不祥之言。臣等见之，不胜惊愕。逆贼情状，甚为昭昭，而不以逆贼书之。史笔当直书，垂示万世，而此则皆以不实书之，不可以此传信后世。请推考后从实改正。其它不实之事，亦或有之，而非如此大关之事，故不为书启。且丙午年，自上好鹿尾等事，史臣书人君过举宜矣，而此则不实之事，若此已甚书之，故并启之。[25]（卷7，明宗三年二月己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