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编撰之原则与特征
    朝鲜王朝初期，并未编撰《时政记》，其最初始于世宗年间。世宗李裪（1397-1450年）乃是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他励精图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颁布《训民正音》，创制了韩国文字，并大力组织朝臣编修各类史书，如由郑麟趾（1396-1478年）编修了《高丽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编撰《时政记》也被提出来了。世宗十四年（1432年，宣德七年），同知春秋馆事郑麟趾上书：
    今进欧阳修论奏，甚得史官之职。今我国家礼义政刑及可否论议，一依欧阳修所论，令春秋馆逐时修撰，名曰《时政记》，其余机密事及人物贤、不肖等事，自如成法，以待后日，则国史庶几不至于疎漏。[10]（卷58，世宗十四年十一月壬午）
    这是《朝鲜王朝实录》中最早出现有关《时政记》的史料。郑麟趾是朝鲜王朝的重臣，四朝为官，先后任过吏、工、礼、兵曹判书，最后官至领议政。他亦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学者，既是创制韩国文字的主要组织者，又是《高丽史》的主编。春秋馆则是朝鲜王朝重要的史馆机构，“掌记时政，并用文官，以他官兼”[11]（卷1《吏典》）。其最高长官领事一员由正一品的领议政兼，监事二员由正一品的左、右议政兼。因为朝鲜初期并无严格为实录编修准备史料的制度，在编修太祖、太宗实录时，史料零散，难以成篇，而当时郑麟趾为同知春秋馆事，负责实录编撰事宜，遂以欧阳修之论奏文，提出应当仿效宋朝建立编修《时政记》的制度，由春秋馆负责，以确保以后编修实录有充足的史料，世宗国王表示支持。两年后（世宗十四年，1432年），春秋馆呈上更为详细的计划，详谈《时政记》等史书的编撰事宜：
    一、艺文、春秋二馆，本为一体，且艺文直提学直馆二员，别无职事，宜择清直有文学者，依式兼带史官，日坐本馆，凡大小衙门供报文书，常加点检，编次年月，随即撰录。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悉皆书之，使无漏失。依宋朝故事，名之曰《时政记》，以为后日修史之用。一、台谏上疏及臣僚上书言事，令记事官录呈，以备记载。一、堂上官一人，每月一次坐于本馆，《时政记》修撰勤慢，严加检察。一、凡本国出使人员，其关国家军民事体者，依书状官闻见事件例，备书首末，进呈本馆，以为恒式，令本馆检察。一、《时政记》，但书见行之事而已。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私自藏置，以待收纳。一、《时政记》一副，每当曝晒年次，依式藏之忠州史库。[10]（卷66，世宗十六年十一月戊寅）
    这是春秋馆事提出要扩大编辑史料的奏书，详细讨论了《时政记》的编撰，相当重要，以此就奠定了朝鲜王朝编修《时政记》的具体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编修《时政记》的机构是艺文、春秋馆，由专职史官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承政院日记》及各衙门紧关文书，每岁季启册数，艺文馆参下官奉敎以下，置八员，专掌修史。下番捡阅，常仕政院，腾（誊）出《（承）政院日记》。上番以上，常仕春秋馆，取考各衙门紧关文书，纂修《时政记》。下番所书，如有踈漏，则上番纠检，而又有踈漏，则次次纠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可见，朝鲜分“上番”、“下番”两批史官。“下番”史官乃仕于艺文馆，艺文馆乃是“掌制撰辞命，并用文官”[11]（卷1《吏典》），置正七品的奉教二员、正八品的待教二员、正九品的校阅四员共八员，这就是“下番”史官，负责编修《承政院日记》。“上番”史官仕于春秋馆，乃是从正三品的修撰官、编修官到正五品、从五品的记注官，他们再以《承政院日记》与“各衙门紧关文书”为基础，加上大臣的上书、谏言以及诸道资料进行核对，最后撰为《时政记》。“上番”史官有监督“下番”史官的职责。弘文馆被视为“翰林院”，其“掌内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12]（卷1《吏典》），也参与《时政记》的编撰，“翰林常所书者，《时政记》也。使其堂上，别为检摄，亦祖宗之制也”[13]（卷36，中宗十四年六月甲子）。其实，弘文馆的官员兼任春秋馆修撰以下的官职，故而是“上番”史官的重要人员。朝鲜的弘文馆、艺文馆、春秋馆、承文院等皆是正三品衙门，官员互相兼任，一身数职，虽说艺文春秋馆负责编修《时政记》，实际上弘文馆等其他衙门的官员也全力参修。
    《时政记》由史官编修，艺文春秋馆之堂上官负责督察，以便及时完成。其编修的机制，乃是史官分成小组，即如梁诚之曾建议：“以艺文馆禄官五人，兼官五人，二人为一厅，各分三年而编摩之。仍令春秋馆堂上考察，以为日课，以成重事。”[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史官分工合作，春秋馆堂上官加以监督。不仅春秋馆堂上官监督修撰，同时另派员查检核正，以免出错，“自祖宗朝，以弘文馆二员，定为常坐春秋，使之捡核修正”[13]（卷77，中宗二十九年六月己酉）。但有时也无官督查，致使《时政记》不能按时修完，成宗年间就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凡时政，春秋馆逐年修之，谓之《时政记》。然己丑年即位以后，适因多事且无监董之人，专不撰录，请以职带史局位高者，常仕监之。”[14]（卷66，成宗七年四月甲申）朝鲜史官高位兼职者甚多，成宗遂采纳这条建议，以确保《时政记》能够按时编完。
    与此同时，《时政记》编修的好坏成为评判史官的一种重要依据，“每当褒贬之时，将所撰《时政记》，春秋馆堂上齐会查看，以凭殿最”[12]（卷201，宣祖三十九年七月丙戌）。所谓“褒贬”，乃是朝鲜每年皆进行的一项官员考察制度，“京官则其司堂上官提调及属曹堂上官，外官则观察使每六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等第启闻”[11]（卷1《吏典》）。实际上是每年由各衙门堂上官，分别于六月和十二月两次给属员根据政绩定等级，上报朝鲜王廷。何谓“殿最”？“殿最，所以区别贤否，以凭黜陟，以示劝惩，所系至重。”[15]（卷3，文宗即位年九月庚戌）也就是考察官员之时排定等级，“下功曰殿，上功曰最。殿，后也，言课居后也。最者，凡要之首，言课居先也。”[16]（后集《注解上·户典》）“殿”乃是最下者，“最”乃是最佳者，根据官员的政绩排出他们考核的等第级别。“京外黜陟，每五考三上以上加资，三中仍旧资，四中罢黜，虽一考，不可不察也。今京外官褒贬之时，以被劾而不列等第者，后日考绩升黜之际，考据为难。请自今毕推后，殿最等第，随即启闻，追录官案，以凭后考。”[10]（卷35，世宗九年二月己巳）可见，所谓“殿最”就是考核时之高下等级，乃是官员奖惩的依据，因而相当重要。《时政记》的好坏作为史官考核“殿最”的重要依据，可见监督甚严。光海君年间，《时政记》一度阙修，引得春秋馆官员不满，因为无《时政记》，史官“褒贬”就缺少依据[17]（卷158，光海君十二年十一月己丑）。春、夏考核无凭，故而引得春秋馆的官员不满，希望能够稍作变通。这是常考制度。有时也因为《时政记》不修而直接惩处史官的。若史官不能按时完成《时政记》的编撰，拖沓不成者即被处罚。孝宗三年（1652年）四月，前正言赵嗣基下狱，乃因“嗣基曾经史官，而《时政记》未修正者，至于累朔。大臣以怠废职事，陈达于筵席，命拿推”[18]（卷8，孝宗三年四月癸亥）。因之，朝鲜王朝对编修《时政记》的史官，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和考核制度，以确保《时政记》能按时保质完成。
    可见，朝鲜不仅有专职的史官编修《时政记》，而且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不仅“上番”史官督察“下番”史官，而且由弘文馆之堂上官监督整个编修史官，以确保史书编修进度；若是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还要加以惩处。《时政记》的好坏成为朝鲜王朝考核史官的重要依据，因之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编修，不仅是一项常设制度，而且是由专职史官修成，为了保证史官尽职尽责完成编修任务，遂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