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朝鲜王朝《时政记》的内容并非完全以国王及朝廷为主，所包括的范围更广泛，乃是“国家礼乐、刑政、制度、文（物），为见行事务关于大体者”。凡朝中一切礼乐制度正在实施者，皆是所书范畴，其特别强调“但书见行之事而已”，那些以前虽有但不再实施的制度不在所书范围之内。其中虽包括国王之举止言行，但不是重点内容，反而着重于现行制度的记述，这与唐宋不同。对于这种差异，朝鲜君臣也很清楚。成宗年间经筵日讲之时，讲及武周时期的《时政记》，成宗问朝鲜《时政记》何以为之，左承旨李克基对曰：“今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耳，唐时则不然。宰相畏其物议，故撰之饰美掩过耳。大抵史官畏大臣害己，故不直书其事。”[14]（卷77，成宗八年闰二月丁卯）尽管这里对唐朝《时政记》的评价并不确切，不过其所言朝鲜之《时政记》“只撰集诸司文书”则基本恰当。其之所以将现行的制度文书全都包罗进来，乃是担心若不编辑成册，很可能会散漫无存。世祖年间大司宪梁诚之曾上书言：“《时政记》不可不急也。若岁月差久，则文籍散失，国家大典，诸臣拟议，泯没无传，诚为可虑。乞自壬申五月，至今丙戌年十一月，议政府、六曹、台谏、承政院文书，聚于春秋馆。”[10]（卷40，世祖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可见，乃先是将朝中各衙门的各种文书送交春秋馆收藏，史官就在这些文书资料基础上编成《时政记》。《时政记》是实录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大抵《实录》修撰之例，《承政院日记》、《时政记》、《经筵日记》、诸司《誊录》，凡可考文书悉皆裒集，分年分房，使各斤（斧）正编辑。诸臣史草，随年月日，直书全文，附入其间，片言只字不得有所增减编成”[19]（卷30，燕山君四年七月乙卯）。可见，《时政记》是编修实录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其编撰的最初动机也是为实录准备材料的。
    同时，《时政记》并非只是记叙史实，而是有许多评论，几乎每一条史实史官都附上自己的评论语，甚至对国王的行为他们也敢于评论，这同中国的史书不同。仁祖九年（1631年，辛未）《时政记》中，多未附评论语，引得春秋馆史官不满。春秋馆诸堂上启曰：“史臣之设，不但为记录时政而已，所以褒贬是非，以为后世公论者也。今此冬等褒贬时，考见辛未年《时政记》，则全无史断之语，殊失修史之体。当该史官请推考。”[20]（卷27，仁祖十年十二月甲戌）故而《时政记》中，史官评论相当重要。不过，评论是否得体，则是考察史官的一条重要标准。全湜（1563-1642年）讲了一个随意乱评的例子：
    以记注官仕宣宗实录厅。一日，见《时政记》中有尹相斗寿在湖南状启，盖军粮措备事也。语不紧切，特循例催攒者也。史臣赞之曰：“以如此忠诚才识，不难于廓淸恢复，而为柳某（西厓）所沮，不得设施，呜呼痛哉云云。”其日堂上吴判书亿龄、郎厅则校理朴思齐、修撰朴曾贤及余也，相顾不即取舍。朴曰：“可以抹去矣。”余曰：“修史大事也，言虽不伦，不宜任意去取。徐待总裁官齐坐，处之如何？”吴曰：“是言是矣。”即付长标朱书以识之。不久，总裁官来坐，三房堂上亦会，一坐传看，皆笑之。总裁亲自抹去曰：“如此之处，如此议处甚善云。”[21]（卷6《随手札录》）
    全湜所讲的故事，乃是史官评论不合情理。他因此评论曰：“国朝设史官，例以新进少年，主莫大之事，以致论议如此，岂不谬哉！如使久于谙练稍有识虑者当之，虽不免为知己有所云云，而岂于尹相事，有如此笔法哉！可笑可惧也。”[21]可见，新进史官任意褒贬、不着边际，实在有些过分。但是《时政记》中又必须有评论语，如何写出恰如其分、论断得体的评论语来，并非易事。尽管《时政记》现皆不存，但《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史评相当丰富，或许是受到《时政记》的影响，将这种评论继承下来了。
    第三，《时政记》所涉范围固然广泛，所书内容也力求详尽，一旦有缺，总设法补修。“为史官者备记时事，虽其职分，然其见闻所及，人物贤否得失，与夫秘密等事，务要详悉直书。”一旦有缺，当立即补修。仁祖初年发生李适之乱，“江都之变，本馆实录、《时政记》之移置者，尽皆散失”[20]（卷34，仁祖十五年二月丁酉），致使“《光海日记》、《时政记》，散失殆尽，购得之数，不满十分之一矣”[20（卷4，仁祖二年二月丙午），一方面追究当时负责《时政记》等史书保管的史官检阅金光炫的责任，“以《时政记》、《日记》移置江华事，受点之后，未及输运而尽为散失。虽缘事势忙迫，駄马不具之致，而其不察职事之罪不可不惩，请命罢职”[20]（卷5，仁祖二年三月戊午）。另一方面，组织史官重新补修，“请依《政院日记》修正例，别出兼春秋二员，收合各处所存朝报及其时史官家藏草册，使之逐日仕进，与时任史官，同察修正，而本馆堂上，亦令输回检饬”[20]（卷6，仁祖二年五月戊午）。“《时政记》修正事，已为设厅，将依当初建请之意，撰集填补矣。”[20]（卷6，仁祖二年六月辛亥）得以批准。
    第四，实录未编前，保存《时政记》也有一套完整制度。《时政记》编修完毕后，乃由春秋馆“私自藏置，以待收纳”。当曝晒之年，方要求史官将《时政记》稿交付忠州史库收藏，以后作为实录编修之史料。实录修完之后，《时政记》与史草一并洗草不存。孝宗年间，《仁祖实录》修成后，实录厅上书征求如何处置《时政记》，认为“实录今已完毕。初草、中草及史官《时政记》，皆应入于洗草之中”。但有人认为“《时政记》当还于春秋馆，不可并洗”，随引起争论，询问以往史官前朝的处置办法，“则皆不能记忆云”，故而《时政记》是否洗草，实录厅官员“不能遽尔断定”[18]（卷10，孝宗四年六月庚申）。四年后，有史官认为“或以为《时政记》，则不可并洗云。无前例可据，而揆以事势，则累朝史记，不可以两件流传”[18]（卷19，孝宗八年九月庚申），最后得到国王批准，将《时政记》与史草一并焚毁。以后《时政记》皆在实录编完后，与史草一并毁掉，大多采取洗草的办法，乃是将这些史书放入汉江之遮日岩处，以水将文字洗掉，而将纸浆留存，作为制新纸的原料。肃宗年间，想改修《显宗实录》，但《时政记》已被洗草，“今当改修，无可考据。自己亥至甲寅，史官私藏草本，请使收纳”[22]（卷10，肃宗六年十月庚寅）。可见，《时政记》在实录修成之后一并洗草，成为后来遵循的一种定制。英祖年间，亦是如此。英祖七年（1731）五月辛巳，国王与朝臣讨论实录编完后如何处置《时政记》，英祖决定：“先朝实录，事体至重，洗草之时，不宜埋没，故尚今迁就，意故有在。而《时政记》不宜一向留置于馆中，速令洗草可也。”[23]（卷29，英祖七年五月辛巳）英宗八年（1732年）三月庚午，史官请曰：“《景庙实录》既成，《时政记》及中草，臣等请与实录堂郎，齐会遮日岩，依旧例洗草。”得到批准，是日实录堂郎会遮日岩洗草[23]（卷31，英祖八年三月庚午）。宪宗四年（1838年）闰四月己亥，“纯宗朝《时政记》及实录初草、中草、初再见，洗草于遮日岩”[24]（卷5，宪宗四年闰四月己亥）。因此，实录修成之后，《时政记》与实录之史草一并洗草，成为朝鲜后期的一项制度。尽管朝鲜花费很大人力物力编修《时政记》，但只是为编修实录提供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草一样皆被洗草，不再保存。所以尽管朝鲜王朝现今还保留了很多像《承政院日记》这样的日记、《备边司誊录》这样的各司誊录，却无《时政记》留存，充分说明《时政记》编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实录编修保存资料，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也就失去其保存的价值，因而皆被洗草。
    综上所述，尽管朝鲜王朝《时政记》乃效仿宋朝制度，但仍有很大差异。其目的是为编修实录而准备资料，编修者是专职史官，为了确保史官尽职尽责，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史官监督与考核制度。《时政记》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收罗各司文书及档案资料为主，实录一旦编成，《时政记》就和史草一样一并被毁。可见，朝鲜王朝之《时政记》，和唐宋两朝之《时政记》，名虽同，实则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