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即位的那年冬天，天文生马轼上书对改历一事提出异议，称“昼夜时刻不宜改”(24)，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关于马轼的生平事迹，已有学者介绍过：马轼字敬瞻，除了精于占候之学外，以山水画闻名，更兼诗文之长，因此享誉京城，广结士人。(25)岳正系顺天府漷县人，身为会元、探花，也是当时造诣颇深的书画家，所画葡萄堪称一绝；他对天文历法兴趣浓厚，与钦天监五官司历王义“雅相知”。可见岳、马两人的交际圈有很大重合。迟至天顺初年，岳正居阁臣之位而遭贬谪，离京之日，只有时任漏刻博士的马轼前来饯别并作诗唱和。(26)如此深厚的情谊大抵需要长期交往积淀而成。他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隐约感到马轼上书背后可能存在某些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孙高亮在《于少保萃忠传》里假杨善之口评价景帝“聪明英武，纳谏如流，采听舆言，有若学士刘定之，给事郑林、王士俊，主事李贤，员外项忠，监生练纲，千户龚遂荣，天文生马轼，御医孙瑛，卫士曹习古等，各献奇策，俱皆升任。”(27)虽系小说家言，必有所本，可为马轼活跃于景泰朝添一佐证。
    四、景泰朝更定《大统历》昼夜时刻
    马轼上书后，因事关重大，景帝命礼部会官讨论。一些官员反对马轼之说，以新任钦天监监正许惇为代表，他道出此中原委：“正统间，监正彭德清于观象台测验，以北京较之南京，北极出地上三高度，南极入地下低三度，冬至昼短三刻，夏至昼长三刻，奏准改入《大统历》(力)，永为定式。”(28)根据前朝实测所得两京出地高度、昼夜长度等数据，许氏认为将昼夜时刻改为北京数值之举是合理的。有的学者认为许说“谬误”，(29)值得商榷。《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中收录有“正统十一年本历日”，所附的制历天文官员名单中有“承直郎中官正许惇”(30)，意味着许惇在前一年即正统十年(1445)就已担任中官正职务了。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他由中官正升任监正，(31)是一位专业出身的天文官员，故其质疑马轼“起自军匠，不谙历数，妄以己意要改旧制，所言难允”(32)，礼部尚书胡濙也对许惇表示支持，而后人沈德符却斥其为“附会执奏”(33)。
    然而，景帝最终做出如下结论，肯定了马轼的建议：
    历虽造于京都，而太阳出入度数则当以四方之中为准，则是以尧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测验于四方，以定四时之仲。今京师观象台在尧幽都之地，太阳出入度数其可以为准乎？今后造历，宜悉照洪武、永乐间旧式。(34)
    景帝征引《尚书·尧典》，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地中概念。自汉朝起，浑天说在天文历法界长期流行，以大地为平面，其大小又是有限的，这样当然有一中心，由此产生地中概念。(35)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漏刻制度就应采用地中的昼夜时刻作为标准。古代中国人认为天下之中在河南某地，故以河南地中时刻为国家时刻制度之标准。元代定都北京后，从其统治中心出发对历法技术规范进行了调整，不再以河南地中而是以北京的昼夜时刻作为时刻制度标准，这样实际上背离了浑天说宇宙观。明初《大统历》继承了元代《授时历》的调整思路，因为元、明两朝的情况相同，都城均不在河南。现在景帝重拾浑天旧说，认为北京观象台位于“尧幽都之地”，其昼夜时刻不能作为时刻制度标准，借以否定英宗变更《大统历》昼夜时刻的做法。不过，所谓恢复祖制，实际上就是采用原先的南京昼夜时刻。按景帝的逻辑，我们从地中说的角度进行思考，则南京也地处一隅，其昼夜时刻同样是不可用的。
    在土木之变后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大统历》昼夜时刻复原是不可避免的。景帝看来无心纠缠，故另辟蹊径，引入传统的地中说，模糊问题焦点，而后偷换概念，以尊崇祖制告终。无论如何，就此平息了这场争论。至于后人沈德符称：“读帝此旨，评驳精确，顿令星官缄口”，“(尚书胡濙)以身主其事，不免护前，遂非，其如景帝圣明，不可面欺何？”(36)这种看法，却可能反映了一般士民的认识。
    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初二日，景帝下诏，正式将《大统历》昼夜时刻改回南京旧制。
    《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中收有“景泰元年本历日”，其昼夜时刻仍为北京数值，而《汇编》还收录有景泰三年本，昼夜时刻已改回旧制。周绍良先生曾据此认为《大统历》昼夜时刻变更“可能只实行二年或三年”(37)。景泰元年本之所以采用北京昼夜时刻，是因为该历早已造完，并于正统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颁布，所以不及更定。景泰二年本历日，目前还没有见到，疑其或已亡轶。由于景帝下诏改回旧制的时间为正统十四年十二月，而景泰二年本造于景泰元年(1450)，应是改回旧制之后，故此历中昼夜时刻应已改回南京旧制。
    自景泰二年(1451)始，《大统历》继续行用南京昼夜时刻。即便英宗复辟，也未改动。《汇编》所收录的最晚的明代历日为崇祯十四年本，其中昼夜时刻仍行用南京数值。由于明末改《大统历》为西法的计划最终未实行，所以南京昼夜时刻一直行用到明朝灭亡。故有明一代，仅正统十四年及景泰元年历日中行用了北京昼夜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