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还，方以智、王宏翰、陈元龙、胡廷光等人都曾征引过汤译论骨此节。王、陈两人，引而不论。王宏翰引汤书前标题为“周身骨肉数界论”（注：同第100页注①，页221。），所注意者为骨肉数目多寡，似未知其中旁及骨节接合之奇。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三引汤译，前有引言云：
    论骨肉之概 铜人骨度以各人中指一节为寸，两乳间九寸半，可验。然曰“此众人之骨度。”则出格者有矣。
    此乃依据《灵枢经》卷四《骨度第十四》之所言。下文即引出《主制群征》“首骨自额连于脑，其数八”一节。《主制》书论骨数多寡，与骨度长短截然两事。方氏此节，主论骨度，似未洞了汤书所论为骨节之数（注：方以智所引比本篇前文所引为长，一直至“凡各骨之向约有四十，各肉约有十，悉数之，则数万也。”其中包括汤书论肉界一段，非本篇所及。以下接“以身之高言之……其长短厚薄疏密坚柔无弗称者。”此段乃取自《主制群征》卷下《以人物外美征》（同第98页注①，卷下页2b-3a），论人身长短纵横比例。益可见方氏主意在于长短广狭之数，他征引《主制群征》“首骨自额连于脑”一段，与骨度长短纵横比例其实无大关系，很可能是误以为汤文的骨节之数，乃骨度长短之数。），更遑论骨节接合之法。19世纪初，胡廷光《伤科汇纂》（嘉庆乙亥[1815]自序）同样引过汤译这段话，按语云：
    至论骨如钉如锯、如椟如攒，是灵、素所未发，故附之。
    他引用汤译，与《灵枢经》、《医宗金鉴》等同列（注：《伤科汇纂》（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页10。），按语论骨“如椟如攒”，莫得要领，大抵只是搜奇猎异，聊备一说，不一定对汤说有什么体会。前文提到朝鲜李瀷读过《主制群征》，其《星湖僿说·西国医》云：“规模言语绝异，有不可以领会也。”（注：同第98页注②，页23。）这是老实的话。方豪先生《中西交通史》下册第四节《西洋生理学、心理学及医学之传入》总论汤若望《主制群征》等几种略涉医学而以传道为主的教理书，云：“各书多非医学专著，故所言自多隔膜之处。”所谓“自多隔膜”，其言甚确，下引医史家范行准的读后感：“难于厝其手足。”（注：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据1953年版复印），页800。）专家董理，尚且如此。今人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有专论《主制群征》谈骨数一节，其书先引“首骨自额连于脑，……手与足各二十有奇”一段，下加按语云：“这是骨骼解剖学，按现代解剖学亦无大差，但他的意图还在说明：”，下文即引出“诸骨安排，各有本向，……总期体之固、动之顺而已”一段（注：马伯英等编《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页296。）。作者之意，是以为“诸骨安排”一节乃关系上文，似未完全读通汤氏的译文乃主论骨节接合。以此而论，今人具有西医知识的尚且读不明白，明季的士人读者群又如何能洞悉其真确？
    汤若望的《主制群征》是传道书，并非医理书，他的翻译略于医理而谆谆于弘教，在《以人身向征》是随处可见的。他刊落医理之微细，已略见于前述，而弘教之殷殷，则还可以再录其中最末一段为例：
    设有画像于此，灵气奕然如生，观者必归关于工，称道不置。乃若真形之美，精巧奇异，非智虑可通，非能力可效，并非言论可悉。孰造化是，孰安排是，独可置弗求乎？且人为万物之灵，宜乎动协于义，乃其自主之行，较之不自主之行，不免乖错，是知造化人身，安排人身，如是恰当者，必智能超人倍万不啻者也。从此推知造化天地万物而安排之，其智能准此矣。（注：同第97页注①，页14b-15a。）此段总结前文，谓人身精妙足证天主实有，智能无匹，乃是译者所添加，本非原文所有，可见汤译《主制群征》的旨趣。东方读者自方以智、王宏翰、陈元龙、李瀷以致胡廷光、赵彦晖（1832-1895）等（注：见王宏翰《医学原始》卷3《周身骨肉数界论》（页1a-b）即引“汤道未主制书”；赵彦晖《存存斋医话稿》卷上引《主制群征》。其余各书参第99页注⑥。除了李瀷的《星湖僿说》，各书都只是原文照搬，绝少发挥。），无不以医书目之，也就只能算是“误读”。到底我们是不能用医理书的严格标准来苛求于汤若望的翻译的。汤氏其人以天文历算有名于代，本篇仅略为表彰一下他另外在医学方面的涉猎。汤若望曾有意译介西医学，见于毕拱辰《泰西人身说概·序》，此书只有抄本传世，兹载录其涉及汤氏者如下：
    甲戌岁（1634），余得交汤道未先生于京，一日乘间请之，谓“贵邦人士，范围两仪，天下之能事毕矣。独人身一事，尚未睹其论著，不无缺望焉？”时先生以西洋人身图一帧相示，其形模精详，剖厥工绝，实中土得未曾有，谓西庠留意此道，论述最夥，但以旅辈日译教中诸书，未遑及此，请以异日。复示亡友邓先生人身说二卷，乃译于武林李太仆家者。……日驰简蓟门索汤先生所译人身全书，尚未然绪，来札谓不妨先梓其概（作者按：即《泰西人身说概》），以为前茅。……遂急授之梓，为汤先生全书嚆矢。（注：②同第99页注①。）按此，汤若望对人体学似曾究心，亦应有一基本认识。《主制群征·以人身向征》的翻译疏失，或在乎汤氏殷殷于弘教，未措意于世俗学问之细微而已。
    三检读过汤书之后，我们不能不感到，对于明末西学的翻译，似乎很有认真研究的必要。一般对西学东传的讨论，其论述模式都是凭借传教士译述的梗概而指称其内容即西学某一新知，并由此而结论其知识已传来了中土。这种论述模式，虽然能指出西学源本，但忽视了翻译与读者接受这两环，那么东传的具细与效果等，还只是雾里看花，想其当然而已（注：近读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页350-352论《主制群征》的医学，谓汤译介绍“血液循环说”，云：“汤若望在其所著《主制群征》中介绍了西方的血液生成、血液循环与功用理论。”下引《主制群征》“血行以脉，脉有所总曰络”一段，其下续云：“汤氏介绍的17世纪的西方血液循环理论，其先进之处，在于它基于近代人体解剖学的新发现。”此段似未考究医史，更未观原典，读汤氏书，亦囫囵吞枣而已。西人普遍知道血液循环（circulation of blood），乃在William Harvey（1578-1657）之后。Harvey于1616年于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主讲解剖学，至1628年出版Exercitac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正式提出血液循环之说。Lessius的De Providentia Numinis成于1613年，实无由得知血液循环之新论，汤氏之译，更何来循环之说？血液循环，其一关键问题乃在于血液如何从右心室通往左心室。Galen以来，以为左右心室之间的间隔（septum）有小孔容血液流过。De providentia numinis谓血自右心室流往左心室（pp.69-70：Sanguinis partem unam per venam cavam，quae ex ipso oritur，transmittit ad cor.Ibi calore cordis primum in dextro，deinde in finistro ventriculo mire extenuatur，et bonam partem intenuissimum vaporem convertitur…et temperate efficitur spiritus animalis.），系依此旧说。汤译云：“又本血一分，由大络入心，先入右窍，次移左窍，渐致细微，半变为露，所谓生养之气也。”其书主张血变露成气（spiritus animalis），何曾有循环之说？其实Lessius之前的Vesalius已指出心间隔（septum）无孔，Vesalius的业师Michael Serretus（1511-1553）以及后来的Realdus Columbus（1516-1559）都指出血从右心室流向肺，再由肺静脉流往左心房。参Abraham Wolf：A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Bristol：Thoemmes Press，1999）pp.416-417。Lessius所认识的人体学十分保守，如何能提出17世纪血液循环的新理论？又如何“先进”？如何“基于近代人体解剖学的新发现”？夸夸之谈，单凭译著片言只语，不审原典，未考翻译，其弊又岂止雾里看花而已！），其学术东传的历史作用，也就难以深究。像《主制群征》这样的西学名著，其中两段又是如此受到东方学者的重视，却原来在翻译传意与读者接受两方面都有极大的差误，东方人的所谓重视，还是“错爱”的成分居多。学术传播的曲折多歧，由此而知。这样的例子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有多普遍，目前没有全盘考察，难以实说。但研究学术传播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应该认真检视一下传播媒体，尤其是文字的载录，是起了怎么样的传播作用。《主制群征》的例子就说明了，西学译述就算引起了注意，甚至还触发起回响，也就是有了读者反应，不一定就等于西学成功地传来了东土。译事之巨细，与读者接受的文化条件，亦为关要，治史者岂容轻忽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