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还很重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的价值。他认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对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所谓“解释方法”，最根本的还是指历史观。他说：“夫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以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要因。”⑧尽管唯物史观具有方法论的价值，但李大钊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可以随便套用的公式，在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时，不要忘记它的时代环境，“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⑨这里，马克思的“特别的发见”，当然是指唯物史观。
    李大钊在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中，正确地说明了经济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有时过分强调了经济现象对其他社会现象影响的“不可抗性”，忽视了其他社会现象与经济关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他也曾说过法律等表面构造“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的话，但这并不能表明他已阐明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例如、在《唯物史现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说，经济现象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的精神现象，“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成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这么大的力量”，法律也“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这就是说：“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⑩这些显然是绝对化的观点，似乎并不是他在论述中的偶然失误，因为他自己明确表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11）
    正如同李大钊要人们从马克思的时代来认识马克思的理论一样，我们今天也要从李大钊的时代来认识李大钊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下，即使那些先进分子本人也不可能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与他在反驳他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2）这也是“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疑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二）
    历史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历史家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需要他们做出回答的问题即是“历史是什么？”古代，在神学的历史观支配下的史学巨匠们，尽管可以对历史的现象做出精细入微的描述，却无法对历史的本质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开宗明义，第一个问题便讲“什么是历史”。
    李大钊认为，人们一听见“历史”这个名词，往往便联想到二十四史、《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以至于希罗多德、格罗特等人写的希腊史。以为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历史，希腊人的历史。其实，“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13）李大钊还通俗的比喻说，研究日本的历史，就要搜集有关日本历史的材料，研究列宁就要搜集有关列宁的记载与著作。“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14）这反映出李大钊史学思想中的一个宝贵的东西，即把历史看成是有生命的发展的东西。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是活的历史。
    李大钊对“活的历史”的解释是完全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他说：“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15）李大钊对历史的本质问题得出的这一见解，是在分析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后得出的。他认为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如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因此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这应该说是李大钊对历史本质问题的最基本的回答。
    李大钊认为“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16）所以，历史的内容除了政治、经济、法律以外，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等文化生活，也应该包括在历史以内，但应以经济为中心纵着去考察社会的变革。这里，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的观点。认为这是以政治为中心，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者的行动为中心来考察社会；这种观点最终是“站不住”的，因为以政治为中心，“不能依此求得历史上的因果律”。
    李大钊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解释，宣传、贯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人真正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李大钊对历史的唯物的说明，不仅批判了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论，同时，也和西方历史哲学中那些对“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初次合作的《神圣家族》中就已表明：“‘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又论述了“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的思想。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就能很明确地提出，历史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变革的思想，这表明了他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深刻的理解。李大钊对于什么是历史的解释在史学理论上分清了历史与历史学、历史本身与历史著作的区别与联系，这是他对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贡献。李大钊指出过：“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18）事实的确是这样。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为历史所下的定义是：“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19）很明显，这里梁启超仍然是把“史”看成是对过去人类活动的记述，而不是人类活动本身。
    由此看出，李大钊对什么是历史的回答，对活的历史的解释，确实比同时代人高出一筹。但是，这里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他指出，历史所以是活的，主要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而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做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仅应该说明历史不断发展的这样一种现象，还应该能进一步说明这种发展、变动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应该把“历史”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20）李大钊在解释“历史”时，从方法论上强调了“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但缺乏从本体论上着重强调历史与物质生产的联系，这样就使他在对“活的历史”的解释上缺乏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