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需要解释吗？这也是史学思想领域里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上一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一派史学家以“客观主义”的历史学为标榜，认为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如实地叙述历史，史学家不需要解释而是让史料本身来说话。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另一派史家反对实证主义的史学传统，极力主张史家必须对历史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历史仿佛就是通过历史家的解释才产生出来的。
    关于历史要不要解释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李大钊从新的历史观出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21）
    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把对历史的解释称为“历史的解喻”。这“历史的解喻”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历史的解喻”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的说明与解释；但是它绝不是历史家凭空的想象与随意的解释。历史解喻的基础是实实在在的过去。李大钊说：“过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历史的存在；自从他们消亡的那一俄顷，吾人便已发见之于吾人想象中，保藏之于吾人记忆中；他们便已生存于吾人的记忆中想象中了。吾人保藏之愈益恒久，即发见之愈益完全，即解喻之愈益真切。”（22）这一段论述表明，只有在实在的过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历史的事实”。实在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已经不能面对实在的过去进行直接的研究了；我们面对的只能是“历史的事实”。李大钊强调：“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23）这就是说，实在的过去是历史解喻的基础。
    其次，李大钊所提出的“历史的解喻”是一种有目的的认识活动。它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探求历史的真实，一方面也是为了探求历史的规律。李大钊认为，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历史现象也必然如此。因此，“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通理法”才是史学研究的真正目的，这也就是他主张的历史的解喻的真正目的。他认为，史学的目的（即他所谓“史学的要义”）是从历史的发展进化的状态，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中进行动态的考察；然后就实际发生的事件一一寻究证据，以考察出“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最后，把“人事”看做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24）在这样一个考察历史事实的真相和寻求普遍理法的过程中，没有“历史的解喻”是不能完成的。
    再次，李大钊认为“历史的解喻”虽然如此重要，但它又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发展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历史家本身的历史观、知识水平、认识能力等对“解喻”会有直接的影响；而历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对于“解喻”同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此，他曾精辟地论述说：“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25）这些论述表明，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家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只具有相对的真实性、相对的合理性。这一思想对历史学的实践是有很大影响的。
    李大钊关于历史解释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着重强调考据轻视历史理论的倾向无疑是个有力的挑战。李大钊曾经说过：“中国虽有史书甚多，而史学却不发达，这不但中国为然，外国也是如此。因为史学正在幼稚时代，进步甚慢。”（26）李大钊所以认为中国史学不发达，这绝不是他数典忘祖，而是他对传统史学轻视理论、轻视解释的传统的批判。因为没有理论作为基础，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史学。
    （四）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还提出了对历史学新体系的较为完整的构想和一系列独特见解，这些构想和见解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大钊对史学新体系构想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把整个历史学系统分为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大部分，记述历史，“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因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对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实的考察研究为基础；因此，对个别历史事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李大钊认为：由于人在社会上，既做为一个人而生存，又做为不同的氏族，社团、国民、民族的一个成员而生存；因此，人类的生活就是这些方面的生活“相凑泊相错综而成的”。这样，记述的历史即由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六个部分组成。
    但是，考证特殊的史实，并不是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历史学要成为一门严正的科学，不仅应该就特殊事例进行推理考察，也要进行理论的研究。在记述历史之外，还要有研究“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这种理论能对个别的历史事实“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学的记述。”（27）反过来，记述历史的研究成果，也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和“可以依据的材料”，只有“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28）
    尽管记述的历史与历史理论二者都是史学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历史理论的建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大钊把它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建立历史理论体系与建立历史科学体系实际上是一件事。他多次强调：“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29）“严正的历史科学，乃是指此历史理论一部分而言。”（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