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 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嵇文甫（1895 -1963年）始终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也许可以用三句话予以概括：虚怀博学，求实通变，经世致用。应当说明，这仅仅是就《嵇文甫文集》的著作和文章中，对其学术思想的高度抽象。他的约一、两百万言著述的丰富内容，博大精深，贯通古今上下数千年，包罗人文科学诸门类，我的概括很可能是以管窥天的一孔之见。不过藉此百岁诞辰纪念之时，聊以表示对前辈学者的景仰之忱。
    早在1918年前，嵇文甫在北京大学攻读哲学专业时，即对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在以后的四十余年教书生涯中，研究和教学的重点，一直围绕这方面的学术领域：从先秦诸子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到宋明理学--道学，如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特别是对左派王学、船山哲学，慧眼独具，有专门研究，有精到见解。先后撰写发表《老子发凡》、《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讲义）、《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春秋战国思想史话》、《陆象山的“实学”》、《左派王学》、《船山哲学》、《王船山的人道主义》、《晚明思想史论》、《十七世纪中国思想概论》、《清代思想史》、《王船山史论选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等等。
    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嵇文甫在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先后主讲：“先秦诸子思想”、“宋代哲学”、“群经诸子选读”、“秦汉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教育史”、“明清思想史”、“清代学术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
    科研与教学的统一，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从嵇文甫数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可以充分体现出这个重要的教育原则。二者相得益彰，教学相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家风范。特别是他十分重视教书育人，经世致用，和那种将科研与教学二者分割开来，只重教学，不重科研，只讲专业，不讲做人的倾向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纪念嵇文甫，应以他作为楷模，坚持他的优良传统，认真联系实际，认真身体力行。
    从嵇文甫的著述与教学中，可以充分看出他虚怀若谷的博学精神。勤奋好学，综览群书，将哲学史、经济史、政治史与教育史融汇贯通，由博返约，成一家之言。只有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研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百家争鸣中才能自成一家。嵇文甫的博大精深，正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种倾向，只强调专门化，任意割断历史，基础知识缺乏，边缘学科陌生，专业知识必然不会有强根硕果，从而导致颇大的局限性。因此，嵇文甫及其学术思想迄今仍有现实主义，仍然闪闪放光，是广大师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的好榜样。
    正因为嵇文甫具有正确的学术思想，因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能够以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如对于孔子，二千余年来反孔反传统思潮从未终止，有时象滚滚波涛，有时象涓涓细流。在本世纪初“打倒孔家店”的学术氛围中，嵇文甫并未随俗沉浮，他给予孔子以正确的评价，明确指出：“从历史上考察，孔子毕竟不失为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不讲别的，单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这样全心全意献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多么使人敬慕啊！”嵇文甫作为一位教育家，正是继承孔子教书育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
    二
    在建国前的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学者中，运用当时最新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历史，是屈指可数的，嵇文甫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由于他虚怀博学，对于这些新兴学科和政治理论认真学习，并能紧密而实事求是地与中国古代社会结合起来；一方面既没有机械搬用，如教条主义那样生搬硬套；一方面又没有用那些新观点新方法炫饰自己，欺世盗名；充分体现他求实通变的学术思想，解决哲学、历史问题，弘扬传统文化，提高青年素质，贯彻经世致用的学术功能。
    嵇文甫曾经多次反复阐述：研究思想史，我有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和这个观点连带而起的一个认识，就是各种伟大的学说，当它还未被某几个学者造成体系以前，早已在无数不知姓名的群众间自然地孕育着。从这两个观点又引起第三个观点，就是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中，其群众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起了分化，则常有与之相应而起的思想上的分化；而思想上的各学派各有它自己与之相应而起的社会集团，各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象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当时还引起文学教授李长之的辩论（原文见《大公报》1933年3月16 日附刊《世界思潮》29期）；嵇文甫在《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中不厌其烦地向这位“李君”解释，他希望这些基本观点的阐述，可以预先解除常常遇到的理论上的纠纷，避免不必要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