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文甫始终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时代，却也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时代。思想转变和社会转变两者间的关系，在这个大时代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从总的历史框架与走向定势来看，嵇文甫是牢牢把握住了思想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求实与通变相结合的典范。他在具体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体系及其社会背景时，也是坚持这个正确原则的。由于他学而不厌，博学慎思，又能从社会变革着眼，求实通变，所以在分析先秦诸子思想时，往往能够开拓创新，破除旧说，坚持真理，成一家之言。下面聊举数例，以见一斑。
    世人研究老子学说，常有将其无限扩大倾向，如认为杨朱为我之说，法家刑名之论，兵家阴谋捭阖之计，道家黄白飞升之术，均与老子书附会。嵇文甫切中末流时弊，力辟众说，观点鲜明地指出：老子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绝非申不害与韩非无为之说。老子为我，以为我而后可以为人，和杨朱为我有根本区别。与时偕行，并非无守。知几其神，绝非阴谋。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与神仙道教判然有别。他对老子学说概括为：虚无主义，自然主义，因应主义，谦弱主义与哀慈主义。论述平实，掌握老子学说的精华，非有真知灼见，不可能这样恰如其分地阐发老子思想。
    《老子》中“小国寡民”思想及《庄子》中的“至德之世”，嵇文甫从历史背景出发，一语中的，将老、庄书中政治社会归结为“理想化了的村落社会”。要言不烦，深入浅出。不少讲老庄哲学著述认为老庄代表没落贵族，消极颓废，显然不及嵇文甫更符合历史实际，更贴切老庄原意。
    历来对《易》学的研究，也是歧说并存，莫衷一是。或大讲其“图”、“书”、“数”、“象”，或大讲其预测学，或大讲其百科性，甚至大讲其高等数学。嵇文甫则另辟蹊径，推崇胡朏明《易图明辨》与历史主义的分析《易经》。他指出《易经》与老庄学说一样，均有性崇拜与自然崇拜因素。老庄的自然主义更多的是赞颂自然，崇拜自然，将性与自然融合成一，而不是解释自然。《易经》所讲乾、坤、阴、阳，就其原始意义而言，也是一种性的宇宙观。老子的慈俭不争，与《易经》所讲的谦谦克让，并无本质不同。
    宋代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大谈伏羲先天八卦与文王后天八卦，并发奇想绘制“河图”，“洛书”，不少文人学士由此而大谈《易》学的神秘性与预测性，胡胐明力排众议，反复论证驳斥，提出应还《易》学以本来面目。胡氏并引顾亭林《日知录·孔子论易》：
    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数”、“象”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勤奋治《易》六十余年的《易》学权威金景芳教授及其高足吕绍纲教授均认为：“象”、“数”学缺乏科学价值，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均非《易经》原有。纯系陈搏、邵雍所发明。正如朱熹《答袁枢书》中所说：“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修）以来已有此说”。“河图”、“洛书”之名为经传所有，但“河图”“洛书”之“数”则为经传所无。嵇文甫深明《易》学真谛，认为《易图明辨》是具有科学性的专著，对于那种将《易》学玄学化、神秘化和万能化的倾向真是当头棒喝，确具一个哲学家的远见卓识。
    上面已经提到嵇文甫充分肯定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并未迎合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反孔批孔思潮。他十分实事求是地并形象地描写孔子不是实利主义者（如法家、墨家甚至道家），不是军国主义者（如法家），不是自然主义者（如道家），不是鬼治主义者（如墨家）；孔子理想的社会，是人文社会。人文主义是和上述几种主义相反的。人文社会是“仁”的社会，是“礼”的社会--却只是理想化的封建社会。他深明孔子学说中“仁”、“礼”内涵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发乎情，止乎礼义”，便是“性情之正”，也才算是真正的“仁者”。
    以“仁”、“礼”为基础，嵇文甫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德化主义，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是执政之人以身作则，自然四方风动，化行俗美。他认为“德化之效，捷于影响，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嵇文甫真正掌握了孔学三昧。
    其它如墨子和韩非子的思想，均以庞杂博大见称，嵇文甫却能融汇贯通，以简御繁，鞭辟近里地从宏观上进行归纳。他认为墨子思想可以实用主义、齐一思想、教皇政治描画，轮廓逼真，形象生动。他对韩非子重点突出地阐发其综合“法”、“术”、“势”的理论，反德化主义，功利主义，进化史观，人口史观，拥护富豪反对商工的经济政策。
    总之，嵇文甫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充分显示其敏锐的见解、科学的方法、深刻的透视、高度的综合，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同时也充分显示其学术思想。应当说，嵇文甫在哲学史与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无论史才、史识与史学，都是第一流的。
    三
    中国古代社会，源远流长，在两三千年当中，虽然“一治一乱”，但仍在逐渐地发展变化。嵇文甫认为从宋代到明清时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交换经济逐渐上升，有占据优势地位倾向，商业资本颇有发展势头，形成一个新的局面。此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明朝中叶以前和明朝中叶以后。在这后一阶段，中国社会显著出现货币经济和海外贸易，土地兼并剧烈，民众暴动不断。因此，明清之间--十七世纪放出异彩的思想变动，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
    对于明清之际五光十色的学术思想，嵇文甫以他特别善于“识其大者”的洞察能力，将当时思想领域归纳成为五个派别：
    一、王学修正派 当万历年间，王学左派--王龙溪、王心斋两系风靡一世；甚至出现李卓吾一流藐视名教的学者。为了阻抑王学日益“恶化”起见，出现王学修正运动的学者，如顾泾阳、高景逸、刘蕺山，直到黄梨洲、孙夏峰、李二曲等。
    二、程朱派 当王学势力衰落后，程、朱学派又抬头活跃，如陈桴亭、张扬园、陆稼书、王白田等人，都极力排斥王学。
    三、经世派 代表人物有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和李恕谷、唐铸万、刘继庄等。此派超出道学范围，把当时思想领域引向一个新的局面，成为相当一段时期的主流意识。
    四、自然研究派 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当受崇尚实学与西学输入的影响，如王寅旭和梅定九、徐霞客、宋长庚等，均为其代表人物。
    五、考证派 以阎百诗、胡朏明等人为代表，方以智和顾亭林虽讲经世致用，考证亦十分精审；他们力求实事求是，尊重证据，不仅博览群书，还随时考察实际，极富科学精神；到了乾嘉时代，蔚然成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