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所著《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全面评论我国二十四部正史（沿旧称，未把《旧唐书》、《旧五代史》计入数内，故书名称《廿二史札记》），每论必先考史法，次及史事。其论史事部分贯穿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哲学；其论史法部分则体现了作者对史书编纂的一些见解。本文仅就后者略加探讨。
    “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
    赵翼在《札记》第一卷第一条《司马迁作史年岁》中，考证了司马迁著《史记》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对比了李延寿作《南、北史》用了十七年，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亦十七年，而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则花了十九年之后，深有感触地说：“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再考《汉书》成书始末，先有班固之父班彪撰述于前，班固继其父业，积二十余年始成书之大半，又有班固之妹班昭以及马续续之于后，“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便“益信著书之难”，“撰次之艰”了。①赵翼在其另一部读书笔记《陔余丛考》中，也多次谈到古人修史之艰难。如唐初修《梁》、《陈》、《齐》、《周》、《隋》五史，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凡三次才修成。魏收在魏末即已开始修国史，但中经三次大修改，直到后主时才完成，赵翼说：“《魏书》在收一人已四易稿，而其书尚芜杂若此。信乎，作史之难也！”②
    综观古代史家著史，凡能成为史学名著而流芳百世者，必然凝注着史家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极少有“聊尔命笔”而能成之者。除赵翼列举的几部外，《三国志》成书十五六年，《后汉书》二十多年，《通典》三十五年，《通志》三十年，《文献通考》二十余年。反过来说，若不肯下苦功夫便写不出鸿篇巨著来。所以，赵翼反对那种急于求成、草率编排的做法。如沈约的《宋书》，齐武帝永明五年始编，次年二月即告成，共一百卷。赵翼认为，“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结果造成许多混乱错误及不明之处，这都是因为沈约“时日促迫，仓猝编排”，“急于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之故。③特别是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七百四十余卷，不及三年而毕，明修《元史》，两次设局，也不过一年，结果是“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④
    “取之博而择之审”
    一部史著能否成功，取材相当重要。赵翼主张要“取之博而择之审”。就是首先要博览群书、博采群言，再加以兼综互订、旁参互证、必求确核、审定去取，然后才能笔之于书。他反对那种徒搜异闻，以炫人耳目，以奇动人的取材作风；也反对那种对材料不暇订正、决择不精、草率命笔的态度。⑤
    本着这种观点，他对二十四部正史的取材得失都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论。如《史记》之成，取材相当广博，选材也极精审，但赵翼指出它也有得之“传闻之误”，有“采摭荒诞”和“好奇之过”。⑥而且在取材时，片面喜欢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⑦，这不能不说是个缺点。班固《汉书》，虽然武帝以前皆取材于《史记》，但他的“移换之法别见剪裁”，他移《史记》材料入《汉书》是经过一番加工整理的。更重要的是，“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拿两书相较，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募民徙塞下》、《贤良策》等，“皆有关世事国计”，而“皆《史记》无而《汉书》特载之者”。⑧赵翼认为，范晔的《后汉书》取材相对容易些，因为后汉撰述家最多，不下数十种，“成书既多，采择自易”。但范晔对众多的材料能够“悉心核订，以避繁复”，对有关时政或文学优赡、词采壮丽的材料都加以利用，这也是难能可贵的。⑨陈寿《三国志》多回护，但陈寿在取材上还是相当“矜慎”的，他剪裁斟酌，下笔不苟，又不惑于异说，凡是实事则书之，系讹传则不书，这些都足见其记事之慎、考订之核、编纂之详慎⑩。
    赵翼认为，采异闻入史传，惟《晋书》及《南、北史》最多。特别是《南、北史》的作者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但徒搜异闻，以炫人耳目，好取新奇语入史，“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隐括之；……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结果往往转至失实（11）。对择之不审的《旧五代史》也提出批评，说它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却表扬欧阳修《新五代史》不仅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而且能旁参互证，真正做到“取之博而择之审”，所以能使“真伪见而是非得其实”，“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12）
    在二十四中，除前四史外，《明史》也享有较高的地位，这与《明史》在取材上的特点有关。赵翼说：“《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13）
    可贵的是，赵翼不仅在评价前人史书的时候坚持“取之博而择之审”这一史书取材原则，而且在自己的治史实践中也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原则。无论是在参与编修《国朝宫史》、《平定准噶尔方略》、《通鉴辑览》的时候，还是在独立编著《皇朝武功纪盛》的过程中，都能广泛搜集资料，尤其是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引用野史、笔记等材料时，也相当慎重，绝不猎奇取异。特别是所著《陔余丛考》、《檐曝杂记》、《廿二史札记》三部笔记的取材更是“周密详慎”和“精当”，其参互考订，相为援证，审订曲直之功卓然可传。（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