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夹叙带叙、诚作史良法”
    所谓夹叙法（或称带叙法），就是在作某人传时，如果涉及另一个人，就在某人传内夹叙其生平履历，而下文则仍叙某人之事。夹叙法所起作用与类叙法差不多，即“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赵翼说：“此诚作史良法。”（26）如《宋书》即用过此法，其《刘道规传》，叙至刘道规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临淮海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则接着记载刘道规的事迹。这就把刘遵的生平事迹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了。《齐书》、《南、北史》、《金史》都有此法，而要算《明史》用的最多最好。他曾对不能运用带叙法而造成列传繁芜的《宋史》提出批评，“自《宋史》数人共事者必各立一传，而传中又不彼此互见，一若各为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阅易眩。”（27）但赵翼认为，运用夹叙法一定要恰到好处，要选择那些事迹较少，不必单独为之立传，而其事又不容淹没者；若事迹繁多，又较重要，则不宜带叙，否则会造成喧宾夺主、主次不分。如《宋书·刘义庆传》，因叙义庆好延文士鲍照等，即带叙鲍照字明远，文词赡逸；又因鲍照文词赡逸，即载其《河清颂》一篇二千余字，并详叙鲍照其它一些事迹。造成《刘义庆传》中义庆事转少而鲍照事转多，“此未免喧客夺主矣。”照为才士，应自立一传，而载其赋颂于本传中：“今乃不立照传，而以照《颂》附入《义庆传》，成何史体也？”
    5.“子孙附传之例，究非史法”
    创新当然是应该提倡的，但如果漫无节制，就可能走向反面。如《魏书》、《南、北史》的子孙附传之体例便是如此。即一人立传，其子孙、兄弟、宗族，不论有官无官，有功无功，有事无事，一概附缀于后，有至数十人者，“竟似代人作家谱”！赵翼认为，这是很不好的体例，因为这样一来，一传之中包括有数十百年之事，阅一传即须翻检数朝史书，殊为不便。特别是李延寿《南、北史》的子孙附传之例，遂使一传之中，南朝则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齐、梁及陈者；北朝则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齐、周、隋者，甚为繁碎和眉目不清。这实在是作史者之“弄巧成拙”，“不知究非史法也”。（28）《魏书》创此例，是因为传中诸人子孙多与魏收同时，收特以此“以公事市私情而已。”（29）《南、北史》仿之已为过甚。其后宋祁修《唐书》，反奉为成例而踵行之，其意以为简括，其实“转滋瞀惑”。
    “繁简得宜，行文明畅”
    史书文笔优劣，是赵翼尤为着墨的。他的主张是“繁简得宜”（30）、“行文明畅”（31）。根据这一主张，他对每史文笔都加以评论。如晋张辅论《史》、《汉》优劣，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余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以此分两书高下。赵翼认为这种评价是不公正的。因为司马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不能仅以繁冗议之。”况且，在赵翼看来，《汉书》的文笔并不亚于《史记》，如其《李陵传》对李陵战迹的描述，极为精采，《苏武传》对苏武大义凛然形象的刻画，相当深刻；把两传合起来读，其慷慨悲凉，千载以来犹有生气，“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所以，光说班固《汉书》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是不公平的，“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32）
    赵翼认为，《三国志》文笔较为简净，因为陈寿作史时能不惑于异说，对那些妖妄异说以及帝国禅代时大臣的劝进表之类都删而不载。（33）他称赞《晋书》叙事皆爽洁老劲，“简而不漏，详而不芜”（34）；特别是《梁书》“行文明畅，自出{K18508.jpg}锤，直欲远追班马”，“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35）他批评《宋书》过于繁冗，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却表扬《南史》能于此等处一概删削，有关系者则隐括数语存之，可谓简净，得史裁之正，但同时指出《南史》有过求简净之失，“但求简净，而未免太略而没其真也。”（36）对《宋》、《辽》、《金》、《元》、《明》诸史，赵翼也有评语，认为《辽史》太简略，《宋史》太繁芜，《元史》更草率，惟有《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37）
    值得注意的是赵翼对新、旧《唐书》文笔的评价很有真知灼见。他认为，《旧唐书》虽大多用实录国史旧文，但亦有未可轻訾者，如列传部分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唐书》比较，转逊其老成，“今人动谓《新书》过《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38）《新唐书》改窜易换《旧唐书》，虽“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39），但它有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作者欧阳修和宋祁的分工不当，没有发挥各自的专长。赵翼曾作诗讥之，其云：“欧九不读书，仍修唐表志；子京涩于文，偏任作传记。巨手如二公，犹嫌易位置，……凫头续鹄颈，牛鼻穿马辔。”（40）《札记》卷十六《新唐书本纪书法》条也说：“试平心论之，宋景文于列传之功，实费数十年心力。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当时进呈时，宋仁宗即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其早有所见欤？”欧阳修老于文学，所以他一人编的《新五代史》“文笔洁净，直追《史记》。”（41）
    我们再看赵翼本人是怎样做的呢？自言《皇朝武功纪盛》的文笔是“驭繁以简，举重若轻，深得《史》《汉》之义法。”（42）李慈铭也说此书“叙事颇简洁有法。”（43）
    “据事直书，自成一家言”
    主张直笔，反对曲笔，是赵翼论史书编纂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据事直书，是史家之优良的品德，是“史家正法”，因为“史法究应如是也”；而曲笔、隐讳则是史之大弊。所以，在《札记》中，他热情歌颂了敢于据事直书的史家，有力抨击了曲笔、讳饰的史家。
    陈寿《三国志》开曲笔、回护之先例。赵翼专立《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三国志书法》、《三国志多回护》诸条，予以揭露批评，并指出：自《三国志·魏纪》创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延及《旧唐书》、《旧五代史》，犹皆遵之，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所以影响极坏。《魏书》曲笔也很严重，赵翼说它是“以公事市私情”，“褒贬肆情”、“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44）《陈书》对统治者的暴行也是“曲为回护。”（45）特别是后来的所谓“国史”、“实录”，曲笔隐讳更甚，“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赵翼屡次指出许多史书的错误是由于所据国史、实录本身记载就歪曲的缘故。如“观《旧唐书》回护之多，便可知其是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46）又如《元史》回护很多，也是由于元之实录已不足为信史，修《元史》者即据以成书，以讹传讹，“毋怪乎不协公论”。（47）赵翼告诫人们：“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48）
    对据事直书者则大加赞扬。如《后汉书》著成于《三国志》所开创的回护之风正盛之时，但范晔能不受其影响，坚持“据事直书”，无怪乎其“立论持平，褒贬允当”。（49）薛居正《旧五代史》虽多回护，然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特别是其所列传诸人，大多曾与居正同仕前朝，或者他们的子孙有与居正同官于宋者，而居正能直书其事，不为之讳，赵翼认为，这也是“薛史终不可没”的重要因素。（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