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
    刘知几说：“史无例则是非莫准。”（15）赵翼对史书体例极为重视，在《札记》第一卷中，专立《各史例目异同》篇，衡评正史体例之得失，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代由《尚书》、《春秋》发展而来的记事和编年两种体裁各有缺点，“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作的《史记》是合编年、记事为一体的“全史”，是史家的“极则”。但他更主张史书体例的“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不必尽拘迁史旧名。”所以，凡在体例上有所创新、有所变革的史书，大多得到赵翼的赞赏。概括起来，其论史书体例之具体见解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作史者必先立限断”
    自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后，后代正史莫不因之。但朝与朝相接，代与代交错，这就产生了记载断限问题。早在唐朝，刘知几在《史通》里就专立《断限篇》，率先提出《汉书》断限不清来，认为《汉书》既然断代为书，就应专记汉代之事，但其表志所载“乃尽牺年”，而“后之作者，咸习其迷”。特别是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既然各朝都断代为书，那么，那些历仕数朝即跨朝人应入何书？若没有一个断限标准，势必产生二个问题：或者一入而传于诸史，前撰已著，后修仍述，传而又传，“漫无裁制”；或者索性造成大家都未著，产生遗漏。赵翼对史书断限问题是比较注意的，他说：“作史者必先立限断。”（16）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货殖列传》所载又多周秦时人，与汉无涉，“殊亦赘设”。（17）认为断限问题最难解决的是前后五代时期，这几个朝代革易频仍，故其人多历仕数朝，“最难位置”。他对比总结了各朝史书编纂的经验教训，提出三个比较好的处置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以其忠于某朝就入于某朝史书。如历汉、魏二朝的荀彧，陈寿以其曾仕魏，即列入魏臣传内，但范晔以其虽为操画策，而心犹为汉，特编入汉臣，并在传论中明言取其归正而已。赵翼觉得范晔的做法是对的，可称得上是“平心之论”、“主持公道”（18）。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是《宋》、《晋》二书，因为沈约修《宋书》时，对那些虽同刘裕一道起事，但志在匡晋的人都不列入，殆唐修《晋书》遂为他们立传，所以没有产生重复的毛病。需要提出批评的是李延寿的《南、北史》，系一手编纂，对那些南归北、北入南者，本可各就其立功最多处传之，而其先仕于某国则附见传内，不必再立一传于某国，然而李延寿并没有这样做，“毛修之自宋流转入魏，后卒于魏，则但立《北史》可矣，而《南史》又传之；朱脩之自宋入魏，后又逃归，以功封南昌县侯，则但立传《南史》可矣，而《北史》又传之。”如此等等，甚是“漫无裁制”。（19）
    第二个办法是把那些历仕数朝的人另外编入杂传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采取这种做法，赵翼认为，这是欧史“创例之最得者”（20）。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则以卒于某朝为准，如张全义附梁最密，居正以其再仕后唐，即入于唐臣传；冯道历仕数朝，居正以其殁于周，遂入于周臣传内。赵翼对这种做法“终觉未妥”（21）。
    第三个是并存法，即一人二史各传，但记事不能重复，按事迹先后，在前朝的入于前朝史书，后朝的入于后朝史书；若事迹在两朝有所侧重，则或详于前朝略于后朝，或详于后朝而略于前朝，总之，一人二史并传。赵翼认为“古亦有此例”。如赵光胤、王处直二人皆唐臣，后历仕朱梁、后唐，而《新唐书》仍为立传，但叙事则有所节制，叙赵光胤历官知制诰而止，叙王处直天复初封太原郡王而止，因此官犹为唐所授，以后在朱梁、后唐诸朝的事迹就不复叙了。他曾对不能采用并存法而产生立传遗漏的谢启昆《西魏书》提出批评，如西魏达奚武、豆庐宁、杨忠、宇文贵等人，虽后都入于周，但在魏朝立功事迹也很多，“此诸人仍应补传于西魏，但叙其在魏立功之处，而入周后事迹，《周书》本有传，固不妨并存。……不必以其曾仕周，遂不入《魏书》。”（22）
    2.“作史体裁莫大于表”
    赵翼认为，“作史体裁莫大于表”。因为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各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若必一一传之，此史之所以繁也”，而又不容没，则于表载之，“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书焉，实足省无限笔墨。”又说：“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23）可见修史立表，实有二大好处：一是使记载不致脱漏；二是使记载免于繁冗。然唐代史学大师刘知几却说什么：“以表为文，用述时事，……载诸史传，未见其宜”，“表”之于史，“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语其无用，可胜道哉！”故对史表的开创者《史》、《汉》横加指责，对后之仿效者斥为“迷而不悟，无异逐狂”。（24）这实在不是公允之论。赵翼则不同，他称赞《史记》十表能与纪、传相表里，《汉书·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晰”。并专立《辽史立表最善》篇，认为《辽史》最好的体例在于立表之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族表》等，而尤以其《属国表》为最佳，因为历代中原政权，属国繁多，且关系变化无常，史书在记载这些属国时往往显得零乱分散，若立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其中”，则可清眉目、去冗文。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辽史》于辽宋和战交涉之争没有立表，而只是书之《本纪》，却前后不能划一，记事也不清楚；若能象《金史》那样立一《交聘表》，则凡与宋交涉之事便可一览瞭如了。对后人所作的补表，赵翼也倍加赞赏，如李焘的《历代宰相年表》、万斯同的《历代史表》等。
    3.“叙事以类相从，最得史法”
    把相同类型的人集中在一起叙述，这从《史记》开始就有了，如《酷吏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游侠列传》等。《汉书》、《三国志》、《晋书》、《齐书》、《梁书》，亦屡用类传之法。但赵翼最称赞的是范晔《后汉书》的类传法，首先是它的许多类传，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外戚》、《列女》等，都是根据东汉一代的社会风貌特点而创立的；其次是在撰写时又能不拘时代先后，各以其人之生平事迹以类相从，其中有以治行卓著而归于一类的，有以深于经学而同归一类的，也有以其皆著书恬于荣利、有以其皆仗节能直谏、有以其皆能文学而各为分卷的。此外，《金史》的类传也写得相当不错，金初灭辽取宋，中间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特多，其胜败之迹，若按人一一铺叙，必然繁冗重复，《金史》则各就当局者一、二人叙其始末，而同事者皆以类相从，故“有纲有纪，条理井然”，“最得史法”。总之，采用类传法，不仅可省却许多立传，又不没其人，使叙事“详简得宜，而无复出叠见之弊”，读者亦易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