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先生，晚称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他一生博学多艺，尤精于历史考据学，是我国清代乾嘉学派中与王鸣盛、赵翼齐名的三大历史考据学家之一。三人中，又以他的名望最高。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清代学者之一般评价，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①。著名的经学大师阮元就他的学术成就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或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②王昶也称他虽为经学大师，却“囊括艺术，网罗众家，嗜金石，通六书之本，尤工于历术，著述繁艿，四方奉为枕秘”③，足见他学问渊博。他不仅是一个历史考据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经学大师、金石学家、天文历算学家、音韵训诂学大师和诗人。其学术上的成就具体表现在多方面。
    一
    （1）诗赋
    钱大昕在父亲的熏陶教育下，自幼就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称：“仆自成童时喜吟咏。”④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南巡，江浙士子争先进献诗赋，钱大昕也随之进赋一篇，深得乾隆帝的赏识，被招至江宁，乾隆亲自命题面试，特赐举人，授以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入宫后，他所作应试诗和御制诗多得乾隆赏识，官职得以不断升迁。
    在诗歌创作上，他很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诗亦有四长：曰才、曰学、曰识、曰情。放笔千言，挥洒自如，诗之才也；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轻益多诗，涤淫哇而远鄙俗，诗之识也；境往神留，语近意深，诗之情也。”⑤又说：“诗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强为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强为之辞，赘也。”⑥
    主张诗人应具备才、学、识、情四长，反对那种无感而发、强为造作的创作态度。
    他一生诗赋作品甚多，仅《潜研堂诗集》中就收集了一千多篇诗赋。其中有和御制诗、咏史诗，更多的是朋友间送往迎来及自叙晚年境遇的诗作。著名的文学家沈德潜称他的诗赋：“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态，寻修赴节，情韵环周，唐人律赋中亦称高手。”⑦并将钱大昕的部分诗作选入《吴中七子诗选》中，后来这本诗集流传到日本，日本学者头默真迦“见而心折，附番舶上书于沈尚书，又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林盛事。”⑧清代学者袁翼称颂钱大昕“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网罗百家，沾溉艺苑，又称“高丽使臣，在都购其诗文集，诸国中。”⑨足见其诗文在国外的影响。
    （2）天文、历算
    清代学者在研究经史的同时，大都粗通或精通算学。梁启超认为：他们“初非欲以算学名家，因治经或治史有待于学算，因以算为其副业者也”，又称：当时考据学家“殆无一人不有算学上常识，殆一时风尚然矣。”⑩钱大昕可以算是这些学者的代表。他在博览经史群书的同时，还潜心于古今中外算学的研究。他26岁在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任上，就对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与同年“讲习算术”。后来他得到了算学家梅文鼎的算学著作，认真钻研，“寝食几废，因读历代史志，从容布算，得古今推步之理。”（11）他还注意吸取西方算学之长，认为“西土之术固有胜于中法者，习其术可也”（12）。他在钻研中国古代算学的同时，还认真研究过“欧罗巴测量弧三角诸法”，并经常与友人讨论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播的西方算学的理论。当时的礼部尚书、钦天监监正何国宗，世业天文，精通历算，与钱大昕讨论算学，竟“翰如逊谢，以为不及也”（13）。上元谈泰闻钱大昕精通算学，遂拜其为师。
    他的精深的天文历算造诣，深得当时学者的推崇。段玉裁称他：“古九章学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14）王昶也称他：“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尽能得其测算之法，故于各史朔闰薄蚀，凌犯进退，强弱之殊，指掌立辨，悉为抉摘而考定之。”（15）他在天文历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及《太阴太岁考》等。
    （3）经学
    钱大昕自幼熟读群经，曾随经学大师惠栋等”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16）。阮元称他“潜研经学，传注疏义，无不洞彻原委”（17）。
    他在经学方面没有专门的著作，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潜研堂文集》卷四至卷十五关于经史的问答以及《十驾斋养新录》前三卷中。此外，他还写过一些有关经书的序言，如为惠栋写的《尚书古文考序》，为臧玉琳写的《经义杂识序》，为阮元写的《经籍纂诂序》等，均反映出他对经书的研究能融会贯通，考究源流。王昶称他在经学的研究上对前人之说能“推而广之，错综贯串，更多前贤未到之处”，“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18）。说明他在经学的研究上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4）金石学
    钱大昕一生勤于收集金石文字，“凡知交历官居乡之地，莫不遍托搜罗，至身所经历山崖水畔，黉宫梵宇，有断碑残刻，必剔藓拂尘，摩挲审读，或手自推拓，积三十余年，遂成巨富。”（19）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收集金石碑刻多达两千多种，经其跋尾者八百六十余件。但他并非为收藏而收藏，他广泛搜罗金石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历史的考据。他认为“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20）又称：“古人之叹文籍传写久而讹，唯吉金乐石流传人间，虽千百年之后，犹能辨其点画而审其异同，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21）在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中，他非常注意以金石碑刻来考证古籍的讹误，补订其阙漏。他著有《金石文目录》、《金石文跋尾》两书，被王鸣盛称之为“古今金石学之冠”（22）。足见钱大昕在金石学研究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