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补阙及训释
    对史书中记载的缺漏，钱大昕往往根据他书或金石材料等给予弥补。如《汉书·萧育传》记萧育“历冀州、青州两部刺史”，钱氏据《汉书·冯野王传》称“育又为朔方刺史，本传失书”（42）。
    对一些难解之字句，他还进行了注音、释词的工作。如在释《后汉书·曹世叔传》中曹大家的“家”字音时指出：“此家字相传读如姑，考古书家室之家，亦读为姑。《诗》‘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以家协帑’。……今人皆转为古牙切，独此大家字尚存古音。”（43）又如《汉书·严助传》有云“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颜师古注“能，堪也”。钱氏不同意颜注，他说：“能、耐二字古书中多通用。《食货志》‘能水与旱’，《晁错传》‘其性能寒，其性能暑’，……师古皆读如耐，此亦当从耐音。”（44）再如《宋史·燕王德昭传》云：“建炎二年，分西外宗子于泰州。”“西外”二字颇费解，钱大昕引《朱子语类》作了如下注释：“徽宗以宗室众多，京师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孙出居西京，谓之西外。”（45）为后来的读史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5）阐发史家作史之旨意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主要偏重于校勘异同，考订是非，但同时也注意研究史家写史的笔法，并阐发作者的旨意，如在分析陈寿《三国志》笔法时指出：“按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后主敬哀皇后、张皇后皆称皇后，而孙吴诸后则降称夫人，又《蜀志》称昭烈曰先主，安乐主曰后主，后主之太子璇特为立传，且可正其太子之号。《吴志》则曰权曰亮曰休曰皓，皆其名。”从而阐明了陈寿“原以天子之制予蜀，未尝侪蜀于吴”（46），“虽帝魏而未尝不尊蜀”的旨意。（47）
    此外，钱大昕还注意订正前人旧注之谬说，辨别句读之正误，对一些尚不能下结论的问题，采取广存异说的方法，以待后人去考定。
    三
    钱大昕一生中没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的史学思想散见于他的文集和具体史事考订的文字中，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
    崇尚实学，不务空言。这是乾嘉考据学者共同恪守的信条。在史事的考订过程中，钱大昕始终恪守这个信条，本着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精神，去厘正前人的错误，弥补前人的阙漏。他反对那种“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萧之数简，……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衍，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48）。诋毁古人以沽名钓誉的做法。尤其反对那种“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的做法，他自称：“桑榆景迫，学殖无成，唯有实事求是。”（49）
    在治史过程中，他始终本着“袪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50）的宗旨，对前辈学术权威如顾炎武、何义门、胡渭等学说中的某些错误，均能实事求是地加以驳正。如他在《跋金石文字记》中驳正顾炎武“生不当讳”观点时指出：“此考之未审而强为之辞也。……即以唐事言之，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于‘治’字皆改易，明皇时杨隆礼改名崇礼，宪宗时陆淳改名质，曷尝有生不当讳之令乎？”（51）在《跋义门读书记》中，他称何义门“至其援引史传，掎摭古人，有绝可笑者”（52），并驳正了何氏引证史书的失实。这种勇于厘正前人之误，实事求是的态度，却遭到了世俗的非议，连他的内兄王鸣盛也认为这是非难“前哲”之举，曾写信劝他。而钱大昕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不足辨，既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而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耶。”（53）这种不迷信前人，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2）主张史学家加强基本功训练
    钱大昕认为：“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54）一个史学家应“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55）。主张史学家加强基本功训练。他以唐初修史诸臣为例，批评他们不谙掌故。如汉有九卿而官名无‘卿’字，魏、晋、宋、齐并因汉制。而唐修《晋书》，却多在官名上加一卿字，钱大昕批评道，此“皆唐初史臣不谙官制，随意增加，非当时本名”（56）。再如晋置侨州县，本不称南某州、南某县，“南”字“皆永初以后所加”，而“唐人修《晋书》者，误认为晋制”（57）。
    他本人尤其注意基本功训练。王昶称他：“最熟于历代官制损盖、地理沿革，以暨辽、金国语、蒙古世系，故其考据精密，多有出于数君之外。”（58）
    （3）反对曲笔护短，主张据事直书
    在《廿二史考异》中，他批评《宋史》写张浚“为张护短”，“多溢美之词”。（59）又批评《金史》在记海陵王事迹时“诬其淫毒狠鸷，遗臭无穷”（60）。他认为，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主张“恶必书，但使纪事番从事实”（61）。而不能凭主观感情上的爱憎去任意增删史实，妄加褒贬。他赞扬秉笔直书的洪迈：“论史有识，胜于欧阳（修）多矣。梁起盗贼，其行事无可取，而卒以得国。容斋举其轻赋一节，此憎而知其善也。”（62）他批评《宋史》对南宋末年臣僚妄加褒贬，乃至出现了很多自相矛盾的现象。如在《贾似道传》中记平江知府包恢“奉行公田，至以肉刑从事”，而《包恢传》中却称其“历仕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政声赫然，度宗比恢为程颢、程颐”。再如《理宗纪》中记大臣刘应龙与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等依附权臣贾似道，“承顺风指，凡为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而在《刘应龙传》中却称其不依附贾似道。钱大昕认为“何其相矛盾之甚也”（63）。他主张“史家记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64）。反对那种不顾事实，妄加褒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