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音韵学
    钱大昕在音韵学上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他首先注意到了古音声母的研究。在他之前，人们只注意研究韵而没有注意研究声纽（声母）。他在列举大量实例的基础上，得出了“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结论。他认为：“凡轻唇之音，左读为重唇，如后世读为轻唇音的非敷奉微四母，在汉魏以前都读重唇帮滂并明。”又认为：“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今读照穿床，古读端透定。”（23）这个结论已得到后人的肯定。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钱氏以前，研究古音的人，……都只重古韵，没有讨论到古纽（声母），首先注意到古纽问题的恐怕要算钱氏了。”（24）
    在古声纽的研究中，钱大昕使用了四种方法：一是根据异文和声训进行研究，二是根据谐声偏旁进行研究，三是从类隔切进行分析，四是从译音字进行研究。这些方法，多被后人所采用。
    钱大昕还曾参加过编校《音韵述微》的工作。《音韵述微》与钦定《音韵阐微》相表里，同是当时的音韵学专著。《音韵阐微》重在字音的考订，而《音韵述微》不仅注意字音的考订，而且兼详字义，凡今义今音，亦皆纂入。从某种意义上说《音韵述微》更是胜过钦定《音韵阐微》一筹。这其中自然也凝聚着钱大昕所耗费的心血。
    二
    除了以上各方面的成就之外，钱大昕最突出的成就当首推历史考据学。清代学者朱一新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乾嘉诸儒以东原（戴震）一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25）钱大昕为后人留下的史学著作很多，如《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通鉴注辨证》、《三史拾遗》、《诸史拾遗》等，其中他的史学代表作当首推《廿二史考异》。《廿二史考异》是他毕生治史所耗心血的结晶。
    “钱大昕自弱冠起就喜读史书，18岁时，他在坞城顾氏家坐馆授徒，正是这偶然的机会，使他萌发了对历史考据的兴趣。顾氏家藏氏甚富，“案头有《资治通鉴》及不全二十一史”。钱氏在授徒之余，“晨夕披览，始有尚论千古之志”，他尤其喜好李延寿的《南北史》，“大半能成诵”，并“钞撮故事，为《南北史隽》一册”（26）。这种踏实认真的读史功夫，为他以后进行的史学考据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大昕的大半生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史书的研读上。他自称：“予女了读乙部书，涉猎40年。”（27）又称：“自史汉讫金元，作者二十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28）他自四十岁起，始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加以编次，“岁有增益，卷帙滋多。”（29）至55岁时才基本成书，凡百卷。直到他69岁时才将各史考异陆续校定付印完。梁启超称：“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30）足见《廿二史考异》是作者日积月累，集毕生之读史心得而成，是一部属于札记性质的史学考据名著。
    《廿二史考异》是“有为而发”。钱大昕认为“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31）对当时学术界那种重经轻史的学风深表不满。他指出：“夫史之难读久矣。……况二十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32）针对这种情况，他遂将自己平日读书心得编次成书，以“开导后学。”（33）以求改变那种重经轻史的倾向。
    《廿二史考异》对史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考校年代、地名之异同
    钱大昕往往采取以本书或他书纪、传、表、志互校的方法，指出或订正史书记载之错误。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二年冬，京兆尹赵广汉有罪要斩。”钱氏据《汉书·赵广汉传》所载“地节三年七月中，……广汉竟坐要斩”，又据《百官公卿表》所云：“本始三年，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六年下狱要斩。”指出《汉书》记载的年月自相矛盾：“自本始三年数至地节四年，恰是六年，较之本传后一年，较之本纪，又先二年，俱不相合。”（34）再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记载：“（景帝）中二年初置清河都济阳。”钱氏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清河郡清阳县”注云：“王都”，证明“济阳当作清阳”（35）。按照此法，从而指出并订正了正史年代、地名的不少讹误。
    （2）厘正史书所载史实之失误
    如《史记·河渠书》云：“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历来被视为史实，然钱氏却不以为然。他据《汉书·沟洫志》所载：“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认为“《史记》以引漳水溉邺为西门豹事误”（36）。从而订正了一条重要事实。
    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载：“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钱氏从时间的推算上指出司马迁记载之失实。他指出：“白圭当魏文侯时，而商鞅佐孝公，孝公即位距魏文候薨已二十五年矣，不得如史所言。”（37）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3）考辨后人妄改与伪托
    史书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混杂着后代好事者的篡改和伪托。《史记》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梁启超曾指出：“《史记》现存之本，差不多有一小半不是太史公作的，其中记载司马迁死后十几乃至一百年的事情甚多。”（38）钱大昕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秦始皇本纪》末有汉明帝十七年十月云云，《平津侯传》末有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云云，《司马相如传》赞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云云，皆魏晋以后人窜入。”（39）他又根据司马迁称武帝为“今上”、“今天子”、“天子”而不称谥号的情况，认为“外戚世家及贾生、李将军、万石君、主父偃、卫将军、骠骑、汲郑、酷吏列传皆有‘武帝即位’之文，此后人追改”（40）。
    钱大昕还依据古人的避讳来确定史书的被篡改处。如《后汉书·盖勋传》云：“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剑。”钱氏认为“东汉人避明帝讳改庄为严，此称庄贾，《董卓传》亦有穰苴斩庄贾之语，《明帝纪》：‘楚庄无灾，以致戒惧，’皆后来校书者不学辄改之也”（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