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撰《后汉书》，记事载言之外，尚作序、论、赞凡二百余篇。这二百余篇、三万多字的东西，可以说是范晔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本文就此，略谈三题如此。
    一、《后汉书》的序
    一部二十四史大都有序，序多放在表、志、类传之前，说明著述的旨意，可谓一种通例。然而刘知几以为，《史》《汉》于表、志、杂传立序，颇为得体，“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①这分明是说范晔作序，有失体例，并且给后来修史造成不良影响。对于这一评价，在此不能不首先予以辨白。
    《后汉书》的《皇后纪》和孝子、处士、党锢、循吏、酷吏、宦者、儒林、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东夷、西羌、西域诸传均作序②，共十五篇。其中篇幅较长的如《党锢传》序，有一千七百多字，《西域传》序有一千五百字；篇幅较短的如酷吏、独行两传序，各有二百多字，《列女传》序仅一百零九字。可见范晔作序，不拘篇幅，并非惟繁缛是尚。
    序作为一种史书体例，是由司马迁首先采用的。范晔沿袭这一体例，却有其独到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他比司马迁、班固更注重历史人物的分类，因而也更注重对人物的群体述评。党锢、宦者、独行、逸民、列女等传，都是以类相从，编排人物；东夷、西羌、西域三传，则把周边各部族或政权分类编排，既可视为专传，又可看作类传。这些类传的编撰，固然是东汉历史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但为什么要这样编排，这样编排的旨意何在？若不加解释，则读者不明，所以范晔在上述类传卷首，都加以总的说明。刘知几无视此意，而责备“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③，确实不公。相反，《后汉书》类传加序，并非可有可无，实属必要。
    至于范晔作序是不是“遗弃史才，矜炫文彩”呢？我们分析一下《后汉书》十五篇序所揭示的内容，即不言自喻。
    大体说来，《后汉书》序的用意有三：一是概述事物的渊源流变，如《独行传》序从“中世”（三代以后）说起，《党锢传》序从春秋说起，《酷吏传》序从战国说起，《西域传》序从汉武说起，《儒林传》序从新莽说起，孝子、处士、循吏三传序从光武说起，对于有关问题，都作了概括说明。特别是《皇后纪》序，叙述后妃之制，上起夏殷，下迄东汉，不仅说明了后妃之制的发展演变情形，而且揭示了后妃、后族对历朝政治的重大作用。这篇短短七八百字的序文，内容如此丰富，非但说是《后汉书》序中的佳作，即便同《史》《汉》名序相比，也毫不逊色。另如《党锢传》序，“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④王鸣盛精确的论断，就说出了范晔作序的用意所在。
    其二，指出立类的标准。类传不同于本传、合传，既然以类相从，就要有一个立类标准。范晔根据华嶠所作而撰《皇后纪》，虽题名为纪，其实也是类传。入传者不只是皇后，还包括贵人、美人诸皇妃，即所谓“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当时所奉者，则随它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⑤，另外在卷末又附记皇女。孝子、处士两传为说明何为孝子、处士，特在序中列出两位典型人物，以为立类的标准。党锢之祸前后，天下名士共相标榜，于是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称，范晔以为“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⑥这说明《党锢传》所要记载的，就是那些在党锢事件中表现不凡者。至于《列女传》序，范晔说得更清楚，“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⑦这就是说，传记妇女不局限于宣扬贞操，而是以选载那些才高行秀者为主旨。由此可知，确定立类标准，是范晔作序的又一个基本意图。
    其三，说明序论的依据。立类标准不能代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如何评价同类人物，范晔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儒家经典。如《孝子传》序引孔子说：“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以为论孝子的依据。《处士传》序引《易》语：“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孔子称“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以为论处士的依据。《独行传》序引孔子说：“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为论独行的依据。《逸民传》序引《易》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为论逸民的依据。可见，范晔援引儒家经典，尤其是孔子语录为序论的依据，实以儒家学说为其修史的指导思想。不独序言如此，论、赞发论也是如此，这在下面还要谈到。
    二、《后汉书》的论
    论为正史纪传所必备的体例，是史家评议历史的表达方式。《后汉书》有论一百一十一篇，凡一万五千八百余言。这是范晔史论的主要部分。在《狱中与诸甥姪书》中，范晔写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⑧本人自许如此，可是后来洪迈却说：“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K18302.jpg}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⑨对此，我们作何评判？还是先看一看范晔论的“精意深旨”吧。
    首先，根据所谓“天”“命”，解释东汉王朝的兴亡，可说是一条“精意深旨”。就《光武帝纪》论而言，范晔似乎是承认帝王受命之说，“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⑩同时，他论定隗囂、公孙述等割据者最终破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违背天命，“若囂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而公孙述“及其谢臣属，审废兴之命，与夫泥首衔玉者异日谈也。”（11）直到和帝以后，朝政败坏，国势日衰，虽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终不能改变其衰亡的结局。范晔认为，这也是“天”“命”所致。至于献帝被废为山阳公，他更直接道出其原由：“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12）这就是说，东汉王朝的灭亡并非献帝个人所致，而是封建王朝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
    那么所谓“天”“命”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呢？用范华的话来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13）不过“天”“命”跟民意、人事是有相通之处的，“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14）这是他引用所谓“知命”者的话。同时考察过一些具体史实之后，他又进一步认识到，“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15）由此可知，范晔所谓“天”“命”虽然受汉代谶纬之学与五德始终说的影响，但说到底，是指历史所趋、民心所向的社会政治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