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认为社会政治形势导致东汉王朝的兴亡，同时也承认英雄人物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在他看来，永元之际，朝廷倾而未顚，就在于袁安、任隗诸大臣“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偪。不然，国家危矣。”（16）“桓灵之世，若陈藩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17）这说明范晔历史评论中，包涵着深厚的英雄史观。
    其次，运用儒家道德，评论历史人物的是非，又可说是一条“精意深旨”。范晔评论人物，同上述序论相一致，也是从儒家经典找根据。《后汉书》诸论援引《易》、《诗》、《论语》、《孟子》、《左传》凡二、三十条语录，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展开人物评论。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鼓吹仁义，范晔认为，“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18）同时以此为准则，对于李固、荀或等能够“杀身成仁”者，和班超、耿恭等“义重于生”者，都大加颂扬。相反，对于苟且偷生如胡广、赵戒之流，则视之“犹粪土也”。（二）崇尚忠信，范晔指出：“忠信笃敬，蛮貊行焉者，诚以德之感物厚矣。”（19）他盛称箕子治理朝鲜，能广施忠信，“若箕子之省简文条而用信义，其后圣贤作法之原矣！”（20）他夸赞来歙为“天下信士”，“专使乎二国之间，能独以信称者，良其诚心在乎使两义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21）这里，他不仅以忠信为衡量人们言行的重要标准，而且把它视为圣贤理政的根本。（三）表彰气节，范晔批评班固“论议常排死书，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22），因而他本人作论，确如王鸣盛所说，“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23）他称赞卢植有“贞良之节”（24），王允含“忠义之诚”（25），孔融“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26）。这里所宣扬的气节，即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以“忠义”为核心内容的品行节操，这不过是儒家道德规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再次，总括东汉一代，评议为政得失，也可说是一条“精意深旨”。范晔认为，诸子所论为政的基本原则，“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27）东汉前期，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势不安，为政应当“宁固根柢”，因而范晔赞扬光武帝“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28）；称赞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29）；褒誉章帝为“长者”，“事从宽厚”，“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K18303.jpg}简赋，而人赖其庆”（30）。然而，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由于外戚宦官明争暗斗，朝政日益腐败；由于豪强势力恶性膨胀，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政治上要求“革易时敝”，而当政者荒淫无能，致使各种社会敝病愈加沉重，所以，范晔批评安帝掌政，“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31）；谴责顺帝当朝，不能借群臣之力，改革敝政，“何其伮僻之多与？”（32）讥刺桓帝在位时，“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贤力争，屡折奸锋，虽愿依斟流彘，亦不可得也。”（33）最后把灵帝跟秦二世列为同类，相提并论，并指出“赵高谲二世，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亦给灵帝不得登高临观，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34）。以上是范晔对东汉最高统治者为政得失的评价。
    至于东汉后期操纵国家机器的外戚，宦官两股政治势力，在范晔笔下也被揭露得淋漓尽致。范晔认为，“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35）这里把宦官视为东汉王朝衰亡的根由，固然有失片面，不够妥切，但他对宦者何以参政及其结局的论述，却也合情合理。《宦者传》论，从宦者自身的生理条件谈起，谈到他们的人生观念，谈到他们能够参政的原因，谈到他们的不同类型，谈到他们对东汉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千百年来关于宦者的一段精辟论述。
    论及外戚执政，范晔则有褒有贬。只因为东汉外戚大都出自世家大族，加上门阀观念和谱学对他的影响，《后汉书》不把外戚放在类传之列，而用家传的形式记述之。这足以表明他对东汉外戚的偏护。至于外戚终遭诛灭的原因，他归结出四条：“恩非已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耒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36）这充分显现出范晔那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复次，通过具体实例，揭露人情世态，还可说是一条“精意深言”。范晔谈起帝、妃之情时说：“当其接床第，承恩色，虽险情赘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爱，析嬿私，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爱升，则天下不足容其高；欢坠，故九服无所逃其命”。（37）谈到方伯之情时说：“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38）谈到士人之情时说：“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恒情；审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体。”（39）又说：“夫贵者负势而骄人，才士负能而遗行，其大略然也。”（40）诸如此类，在《后汉书》不少传论里，都得到广泛的论述。
    同时受道术和佛教的影响，对待人生问题，范晔接纳了因果极应观念。《袁安传》论说：大凡多阴谋者，其后必废；有阴德者，当封及子孙。袁氏子孙兴旺，形成“四世五公”的世家大族，就因为安能“引义雅正”，“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杨震传》论说：“信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杨氏世代参政，形成“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就因为震辅佐朝政，“怀王臣之节，识所任之体矣。遂累叶载德，继踵宰相”。还有《章帝八王传》论也说：“传称吴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吴国者必其子孙。章帝长者，事从敦厚，继祀汉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这显然是把章帝宽厚仁爱视为其后代能够相继继承汉室正统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