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来看一看《循吏传》以下诸论。范晔自认为诸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这是不是有些自夸呢？通过反复比较，我们觉得，《后汉书》末尾十来篇论，尤其是西羌、西域、南匈奴各传之论，认识深刻，分析得当，行文工整，语言精炼，称得上诸论中最精彩的篇章。譬如《西羌传》论，先论羌患的起源，继尔逐次谈到羌患的原因、范围及其危害，谈到汉王朝征伐的结局，以及平息羌患的意义，最后总论汉代对羌政策的得失。尽管范晔论羌有为东汉统治者辩护和维护封建王朝利益的用心，但此论以其犀锐的目光，独到的见解，仍不失为有关东汉羌族问题的不朽史论。这说明范晔自许其论为“天下之奇作”，是不无根据的。
    另外，尚须说明一点，范晔的史论不仅在内容上有其突出之处，即使在形式上也显得不同以前。《后汉书》纪传九十卷，其中孝子、循吏、文苑、独行、列女五传没有论；《皇后纪》和邓寇、桓丁两传各有三篇论；《隗囂公孙述传》以下二十卷各有论两篇；其余六十二卷各有论一篇。可见，范晔作论，不象司马迁、班固那样，几乎每一纪传都作“太史公曰”或“赞”一篇，而是有论则发，无论则缺，不求勉强发论；而每卷内作几篇论，则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使论在运用上较为灵活。所有这些论，或作群体总论，或作数人合论，或作个人专论，如此等等，显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至于每篇论的长短安排，不拘篇幅，较短者如灵、献两帝纪论，只有四十余字；较长者如西羌、南匈奴两传论，字数多达七百以上。文，论在各纪传的位置，有的在卷末，有的在篇中，各视其便，不求众篇一律。
    三、《后汉书》的赞
    魏晋以前修史，本不作赞。赞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一种体例，是由范晔首创的。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说：“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分析这段话，如果把司马迁《自序》、班固《叙传》视为《后汉书》赞的来源，那是正确的；如果把这三者当作同一回事，认为赞是司迁创立的，而班固、范晔不过对此加以修改完善，这就不妥切了。《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分记述司马迁的家世、生平，后半部分先分述各篇的著作本意，再总论全书的编撰宗旨，可说是《史记》一书的总序。班固撰《叙传》，其用意与格式，跟司马迁完全相同，只是谦改“作”为“述”，“述”以四言成文，《叙传》也可说是《汉书》通篇的总序。直到范晔修《后汉书》，由于没能最后完稿，尚未撰出总序，而纪传每卷之后，均作一赞，赞为四言韵语，自此成为一种史书体例。
    《后汉书》赞九十篇，三千二百六十四字，这是范晔自视很高的一部分内容。他在《狱中与诸甥姪书》里写道：“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41）对此，后来研究史学史者往往不求甚解，因而我们有必要加以认真的考察。
    范晔修赞，沿用《春秋》笔法，一字一句皆作褒贬。譬如《光武帝纪》赞开头就说：“炎正中微，大盗移国。”这里把王莽代汉视为篡取正统，“大盗”即指王莽。又如《顺帝纪》赞说；“孝顺初立，时髦允集。匪砥匪革，终沦嬖习。保阿传土，后家世及。冲天未识，质弑以聪。陵折在运，天绪三终。”这分明是遣责顺帝不能任用时贤，改革前非，而沉溺于私嬖近习，外戚宦官由此得势。言外之意，东汉王朝的衰落就是从此开始的。再如《隗囂公孙述传》赞说：“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跱。天数有违，江山难恃。”这显然是宣扬汉室受命，不可抗拒，而隗囂、公孙述违背“天数”，终归要被汉室统一。由此可见，《后汉书》赞或直言，或隐喻，字里行间反映出范晔对历史人物、事件的一些具体看法。
    一般认为赞用以概括纪传全文，其实不然，在范晔笔下，赞也是一种评议历史的表达方式。象上述十几篇类传，以及朱祐、王充、张衡诸传赞，都是从理性的高度来表达自己对某些问题的总认识。其中，所谓“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42）；“政畏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众瘼自蠲”（43），“去杀由仁，济宽非虐。末暴虽胜；崇本或略”（44）等等，都不失为颇有见地的政治观点。由此看来，赞对于各纪传论可说是一种补充或申论。
    不仅如此，赞也用以总评人物。譬如评马援，则说：“伏波好功，爰自冀、陇。南静骆越，西屠烧种。徂年已流，壮情方勇。”（45）评班彪父子，则说：“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司马迁、董狐），兼丽卿、云（司马相如、扬雄）。彪识皇命，固迷世纷。”（46）评董卓，则说：“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溃，皇京烟埃。无礼虽及。余祲遂广。矢延王辂，兵{K18304.jpg}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47）诸如此类表明，赞的另一种用途，就是以最精炼的语言对传记人物作出最简要的评价。
    当然，赞还具有点明传记人物生平要领的功能。譬如对郭伋、杜诗、孔奋、张堪等人的赞语说：“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诗守南楚，民作谣言。奋驰单乘，堪驾毁辕，（廉）范得其朋，（王）堂任良肱。二苏劲烈，羊（续）、贾（琮）廉能。季宁（即陆康）拒策，城陨冲棚。”（48）如此点明人物生平要领，是《后汉书》赞的用意之一，但通观全书，这并不是范晔修赞的首要意图。
    无论总评传记人物，还是点明其生平要领，范晔都很注意揭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如赞梁商父子，则说：“商恨善柔，冀遂贪乱。”（49）赞袁绍、刘表则说：“绍姿弘雅，表亦长者。”（50）赞袁术、吕布则说：“术旣叨贪，布亦翻覆。（51）”象这样的赞语，在《后汉书》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
    正因为《后汉书》赞具备这些功用和特点，所以，这种体例一经创立，便得到一些史家的推崇和采用。萧子显、李百药撰南、北齐书，唐修《晋书》，都采用了这一体例。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隋志》著录《后汉书赞论》四卷、《汉书缵》十八卷，均注为范晔所撰，可见在初唐之前，已有人把范晔所撰论、赞两部分内容，集成两种书，单本传世。这自然是由于推崇《后汉书》论、赞的缘故。至于刘知几对《后汉书》赞的两点批评，认为“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黰弥甚。”（52）那只能是一家之言而已。
    从以上三题可以看出，《后汉书》序，只是类传才有，全都放在卷首，或概述事物的渊流，或指出立类的标准，或说明序论的依据，由此提示书法义例。论，有总论、合论、专论之分，大都置于评论对象之后，或依据所谓“天”“命”解释东汉王朝的兴亡，或运用儒家道德评论历史人物的是非，或总括东汉一代，评议为政得失，或通过具体实例，揭示人情世态，这是范晔史论的主要部分。至于赞，则是以精炼的韵语来表述的，或寄寓褒贬之意，或总结历史经验，或总评传记人物，在范晔笔下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范晔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上述三种史论形式反映出来的。总而言之，在历史观方面，他既认为“天”“命”对社会的变革起决定作用，也承认英雄人物对历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不过所谓“天”“命”指的是历史所趋、民心所向的社会政治形势。在政治方面，他向往“仁政”，反对暴政，因而对东汉前期的“宽厚”安民政策，表示赞成；对后期由外戚、宦官把持的黑暗政局，予以揭露和抨击；同时对那些敢于跟恶势力做斗争的仁人志士，也大加颂扬。在道德观方面，他作为封建传统道德的拥护者，尽管有个别超脱之处，但终究还在宣扬“仁”、“德”、“孝悌”、“忠贞”、“信义”那套儒家行为规范，并把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理论根据。在人物评价方面，他能够遵循历史事实，对每一类或每一个传记人物，进行具体的分析，指出其社会地位和作用，这同其他封建史家相比较，可以称得上“立论持平，褒贬允当”（53）。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范晔应该占据一席重要地位。